到了学校的车站后，我才发现赵晓倩和黄佳敏还有陆宇鹏在车站等我。我没有跟他们说过要他们来接我，他们也没有提过，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吧。我也渴望着能有个人给我安慰，让我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陌生的。陆宇鹏，拿着我的行李，黄佳敏则抱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路上说着闲话，他们给我讲着学校里的发生的趣事。我没有告诉过他们昨天晚上妈妈跟我说的要改嫁的事情。我想也没有必要，虽然这让我很伤心，但这不是我需要别人来抚平的伤口，它是我跟妈妈之间的一个秘密，只要我足够的坚强这个秘密就永远不会公开，妈妈改嫁的事情也永远不会发生。
回校后收拾好了东西，打发了她们几个走后，我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流泪。楼道里空空荡荡的，现在是上课的时间。一个人在宿舍里哭应该不会会妨碍到谁吧。我想放声哭可是我的眼泪却只是默默地流淌，即使知道没有人，我也没有那勇气哭出声音。
我用一上午的时间哭了个够，下午便乖乖的去上课。才发现自己这半个月落下了很多功课。物理书中从我有笔记的17页到今天讲的56页落了近40页的课，生物，地理也是同样让我感到触目惊心。可是我也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不久后就是一场考试，老师劝我暂时放弃一次考试，可是我坚持了，那也是我上初中后第一次没有考第一名的考试，以第33名的名次告诉我我跟别人差的有多远。
2002年的寒假，我回到家，才恍然发觉得竟是又一年过去了。虽然从爸爸去世后，我每个月都回家，可是当寒假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变得格外的老。鬓角上几根雪白的头发分外的明显，眼睛也深深地陷进了眼窝，颧骨上的皮肤松弛的像冻裂的树皮。我惊讶于母亲的变化，甚至怀疑那是不是我的母亲。可是她的声音又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那样熟悉亲切。
除夕夜的那天，我跟妈妈一起看着电视包饺子，电视里响着嘈杂的娱乐声。在一片喧闹之中我忽然发现家里少了一个人，是一个经常穿褐色皮鞋叼着烟头，在我每次回家时都会站在门口说一声“乖女儿回来了”的人。那个人忽然不见了，是还没回家吗？可是天已经很晚了，该吃团圆饭了，他怎么还不回来？是啊，那个长着满脸胡子的人今夜没有回家，他去了那里呢？他现在在那里流浪？有没有吃饺子，谁陪他过了这个春节？爸爸，我忽然想到了爸爸已经死了不可能在回来的事实，伤感袭来，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淌。那个爱我的人不会再肯出现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再跟着我们一起包饺子看春晚了。
窗外的鞭炮声哔哔啪啪的响，我所在的屋子却格外的安静，似乎所有的声音一瞬间都消失了。妈妈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我们都安静了，电视里却还在传着春晚的歌声和笑声。风吹动院子里的烟花的碎屑，沙沙的摩擦声像一个人轻盈的脚步。我跑了出去，黑漆漆的天不时闪过五彩的烟火的灿烂。……没有人，院子里什么人都没有，又是安安静静的。
“莹莹，我们一起去看爸爸吧。”妈妈低着头问道。
我努力的思索着这个问题，在爸爸去世近一年后我一直都不曾仔细地想过爸爸不在了的事实。我一直不相信，一个爱我的人怎么能就这样消失了。妈妈告诉我，想爸爸的时候就想象着爸爸没死，去了外地，在外边的某个地方打工挣钱，供我上大学，这样想念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是吗？可是现在我怎么就骗不了自己呢？
“嗯，我们什么时候去？”我说。
“等饺子煮好了，我们带着饺子去。”
“好，我去烧水。”
在大约9点的时候，饺子煮好了。白色的饺子圆圆的像耳朵。我们在篮子了装了好多饺子然后出了门。
我跟着妈妈走，呼呼的北风切割着我裸露在外的肌肤。爆竹的响声此起彼伏、忽近忽远像海潮。天空一闪一闪，飘过烟花盛开后所残留的淡黄色烟雾。
走了20分钟后我和妈妈又来到了那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地方。路边的沟渠里早已枯萎的野草在凛冽的北风中不住的颤抖。黑色的柏油路上不时亮起一阵灯光，闪过一辆行驶的汽车。
妈妈走到马路上，用带来的酒杯盛了三杯酒，洒在了路中央。又从带来的饺子中拿出来一个丢到了那里。妈妈没有说话，做完了这些，妈妈就在那里站着——好久，好久。汽车从她的身旁呼啸而过，带动了她的衣衫。我真的很害怕她会被车撞倒，可是我却没有勇气提醒她。
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鞭炮声依旧响个不停。今年这个除夕夜，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守岁，可是我知道，无论守不守岁，今夜我们都丢失了一岁。
那天晚上我又钻进妈妈的被窝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人总是在不断地奔波，尤其是学生，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得肩负起一个责任——考大学。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拼命地努力，拼命地向上攀爬。甚至不惜牺牲时间，牺牲亲情，还有牺牲健康。
03年开学不久，我就光荣的戴上眼镜了。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向残联申请把近视的人列为残疾人呢。难道“眼镜”和“拐杖”有什么区别吗？不把近视列为残疾是为了怕有人追究老师的责任，还是怕世界人权组织的干涉呢？不管怎样，近视的人现在不是残疾人，老师，学校还都可以享有残害别人的权力。
03年开学没多久，学校就放假了。因为非典到了。
我们7个人嘻嘻哈哈的坐着公交汽车从学校里回了家。我们也并没有感到这场灾难有多么的可怕。可是刚进家门，我们就都被隔离了。和我们有同样命运的是那些外出的人。每天早上喇叭里都会响起如何预防非典的广播，有时候村长也会在广播里批评谁谁家的孩子刚回来没有被隔离的事情。每天傍晚也会有人定时来家里消毒，目的只有一个，不要把非典病毒带到这个村子。
我回了家被关在院子东侧的那个小屋里。以前爸爸在的时候我就住这里，后来爸爸不在了我就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屋子已经被打扫的干干净净，床上放着一床新的被子，红色的被罩上面盛开着一朵美丽的大芭蕉。屋子里的窗台上放着两盆铜钱草，桌子上放着课本和台灯。
妈妈当然隔离了我，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是为了整个村的利益嘛。妈妈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我没有丝毫同情或者纵容。每天妈妈做好饭就让我把碗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上，然后等我走远了妈妈再过来给我盛饭。等盛好了饭，妈妈走了我再去拿。我常常坐在门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妈妈，妈妈被我盯着看不惯了就会笑起来。为了怕我孤独，妈妈常常拿个凳子坐在院子里陪我聊天。槐树叶的阴影投射下来，成群的鸽子在天上飞翔，蔚蓝的天宫干净纯洁，妈妈就坐在蓝天白云跟我聊了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雨天，从早上到傍晚妈妈都会在院子里陪我聊天。一边跟我聊着心事一边干着农活——晾晒谷物、洗衣服、织毛衣。雨天的时候妈妈通常会站在门口，看着我，就那样静静的看着我，也不怎么说话。有一天我坐在门口的凳子上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抬头的时候看见妈妈孤孤单单的身影靠着门口的柱子上，我的眼睛忽然就变得很潮湿，像这雨天一样。妈妈真的好可怜啊，妈妈单薄的背影下隐藏着黑洞一般的孤独和落寞。这个黑洞吸纳了她的青春，吸纳了她的精神、吸纳了她的活力。
那个下雨的天我忽然不想睡觉了，在脑海里反反复复的想着妈妈，想着她那单薄的身体，想着她一个人在家所承受的那种孤独，想着那个她说要改嫁的夜晚。我是不是也应该为她考虑一下呢？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第二天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天地都在旋转，四肢像木偶般松散。我穿了衣服，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的脸红得可怕，眼睛下面印着浓浓的黑带。洗漱时发现水是那样的冰冷，使我不禁接连颤抖了好几次。刚洗漱完我就又钻被子睡了起来。妈妈来叫我吃饭时，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便告诉妈妈说不想吃。听到我说话有些异样，妈妈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妈妈说可能是发烧了。随后便是“咣”的一声响，估计是勺子掉在了锅里了，然后妈妈便出现在我眼前抱起我眼睛里面流着泪。妈妈低下头用她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试探温度。我感到妈妈的额头是冰冷的，像没有温度冰一样。然后妈妈轻轻地放下我，帮我盖好被子，告诉我不要乱动就匆匆出去了。过了一会，妈妈又进来了，给我一个口罩，她自己也带着一个。然后她说她要去叫医生，让我待着不许乱动。我晕晕沉沉的答应了然后便又睡着了。
等我再醒来时，我看见的是挂在我头顶的巨大吊瓶和四周灰色的尼龙布。没有妈妈，没有铜钱草，只有灰色的尼龙布包围着我，还有那不断注入我身体内的液体，是治病的药还是安乐死呢？我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是死了吗？我是得非典死了吗？这是地狱吗？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非典是那么的恐惧，妈妈跟我说的关于非典的话又反复出现在我耳朵里——李海丽的哥哥死了，在广州打工的，得了非典，没几天就死了。他家里人去了连尸体都没看到，后来甚至连他家人也回不来了，都被留在了广州，隔离了起来。妈妈的话反复在我脑中重复着，我感到了非典离我是这样的近，也许现在正在吞噬着我的肉体，不是吗？我的学校所在地邯郸不是发现了两名非典患者吗？非典离我真的好近啊，我会不会成为那第三个呢？前所未有的那种恐惧一下子震慑住了我。
我要回家，一个强烈的念头出现在我脑海。我要回家，我一定要回家，我要找妈妈。我伸手拔掉了扎在身上的吊瓶针头，疼痛从手臂传来，血从刚才扎针的地方流了出来。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找妈妈，即使是死，我也要死在妈妈的怀抱了。我起了身，连鞋子都没想起穿，就往门口走。我掀开灰色的尼龙布，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地。空地上长着笔直的榆树，老巴巴黑色的树皮裂出了很多的缝，有的地方还流着脓。再前面是一片青青的正茁壮成长的麦子，在风中起起伏伏摇摇晃晃。王一民正坐在麦田的地头，嘴里叼着一根麦子，悠闲的哼着听不清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