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登基为帝。
从社会最底层的一介农民，到至尊天子，期间的艰难，只有他自己清楚，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娃，手里握着驾驭庞大帝国的缰绳，如何让他的子民过上好日子，成为悬在他心里的巨石。
皇帝心系万民，自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会说的场面话，但对出身农民的朱元璋来说，这却不是妄言。他从农民视角出发，认为所谓的好日子，就是吃得饱穿得暖有房子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下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第一是给农民分田地。也许是少年时代受到过地主的歧视，朱元璋对地主大户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满，这些人不识五谷却个个脑满肠肥，金钱盈室却为富不仁，是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对象，为了对付他们，朱元璋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皇帝在上头，贫困大众在下头，地主们被加在中间，就像三明治中间的肉馅，被越挤越薄，最终变得和底层其他人的体量差不多。
今天的我们也许会奇怪，朱元璋哪里来的理论自信去肆意掠夺别人的财产？其实稍微了解下中国的历史就可获悉原委。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的基础是贵族之间的相互博弈产生的平衡，皇帝的政策需要得到领主的支持，不可能为所欲为(欧洲的国王甚至没有常备军)。但是在中国，一直没有相互协商组织政权的传统，人们依然像大猩猩一样相互斗争，获胜者获取所有资源的支配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朱元璋可以毫无顾忌地任意分配资源。
第二是动用行政力量组织移民。大明初年，因为连年征战，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大量土地撂荒不种，朱元璋为之心疼不已。如今天下一统全国一盘棋，他终于腾出时间统筹布局，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了人口迁入迁出地，以及迁移的人口数量。这种强制性的移民对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来说当然是不情愿的，但是迁民令已经下达，官老爷已经进村，官兵带着兵器负责抓人和押送，生为小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见一队队的移民，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逶迤千里，一路艰辛，成就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官方移民工程。
在慢慢的长路中，为了防止人们半路归逃，移民的脚趾上都被划上一个小口子，所以山西移民后代小脚趾多为重甲；千里之遥，一路索捆，移民后代也因此养成了背手走路的习惯；甚至连小便都要报告差役解开绳子，所以如今华北各地，多把上厕所称为解手。
洪洞大槐树，苏州闾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曾经是广为人知的移民出发前的集合地，经过漫长的年月，经过移民后代的口口相传，最终成了他们关于故乡最遥远的记忆。
第三，待土地均分天下初定，朱元璋又设计了一系列制度，让天下万民安于本职，不得四处流动。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度，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世代相传不得变更；建立了世界上最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鱼麟册登记制度，以及外出办事必须遵循的”介绍信”制度。在更广阔的层面，朱元璋无视海洋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实行海禁，甚至颁布法令禁止渔民下海捕鱼，同时大修长城，与周边邻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所有的这些举措，就是为了把社会人嵌入一个个单位里面，人们只有依靠单位才能获取生活资源和人身安全，整个帝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格，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固定的格子里面活动。
没有哪个帝王像朱元璋一样如此热爱安定。这源于他一直以农民式的短视实惠观打量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因为长期的积贫动荡，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据此形成的底层文化更追求实际效应，通俗来说，有吃的先想尽办法吃到肚子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像商业贸易这种需要长远投资的行为，在农村缺少天然的土壤。深受这种农民思想影响的朱元璋，人为把人民在各个维度限制住，让他们安心干活，给他们吃饱穿暖，他们就会乐呵呵感谢皇恩浩荡了。
现在，朱元璋像蜘蛛一样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得严严实实，他希望能够束缚住帝国的时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单是固定住百姓的身体还不够，他还要向民众的脑髓中注入从历代思想库中提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朱氏子孙就可以安心享受人民的膏血，直至千秋万代。
首先，读书人的思想不能乱。朱元璋指定了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围，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体用排偶，谓之八股。自此读书人多数只知寻章摘句，全无一点真才实学。
第二，对官僚集团，他裁撤了宰相，最大程度上扩大了皇权，他制造胡惟庸案、蓝玉案，清洗了数以万计的官僚。于此同时，还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从衣服上的花纹到酒壶的款式，事无巨细，都有明文之规。官僚集团只需要按照规定行事，就像皇帝的手臂一样，全然不需要自己动脑筋。朱元璋尤其痛恨贪官，洪武一朝，官吏的薪俸为历代最底，而惩治贪官之严厉，却是历朝之最。
第三，朱元璋始终不忘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育。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千古奇书，所谓《大诰》者，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案例汇编，他要求每家每户都备一本，每个人“烧火时念一念，走在路上背一背，做生活时想一想，晚上睡觉前夫妻帮一帮”，以此作为警示万民的生动教材
，教育百姓安分守己，不要作奸犯科；他还命令每个村都建一个申明亭，作为百姓学习皇帝谕旨之所，再建一个旌善厅，用来表扬好人好事；他还命人在村子里面置一大鼓，农忙之时由老人五更擂鼓，提醒村民一起上田耕种（和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劳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规定邻里之间相互协助，一家遇到婚丧嫁娶，邻里亲戚要出点“份子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目的就是希望在民间形成以道德力量为导向的民风，精神上正民心，实现以德化民的大目标。
我们可以善意地认为，朱元璋提倡道德教化是出于善良的本心。然而这些举措太具刚性，缺钱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尊重与关怀，由于操作上的难度，他实际上成为一种伪标准。而人们有着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之间的矛盾，最通用的做法就是表面一套背里一套，一面大张旗鼓地建立牌坊装饰门面，一面心照不宣地藏污纳垢。有明一代，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面被吹上天的朱皇帝，其所作所为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一味追求固化和静态的价值取向，让朱元璋看不到商业贸易和金融的重要作用，让社会缺少活泼的生机，这正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把这样的中国比喻成一句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句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这个方面只需要举一个土地和户籍的例子，我们就会有切实的体会了。
第二，朱元璋将底层社会的实用主义和狡诈作风带到了帝国的各个层面，而他推行的道德高压却没有给人们正常的物质需求留下回转的余地。所以社会上没有真正可以遵守的操行准则，黑厚学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理应发挥作用的法制却退居二线，得不到发展和重视。
第三，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朱元璋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前有王莽，后有洪秀全、孙中山，都把这种乌托邦梦想奉为圭臬。在20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独立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因不切合中国人民的心理而被抛弃，而社会主义则因为与中国文化天然的同质性，吸引了各阶层的精英，并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扎下根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才在思想上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唐宋时期，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即使一个庸人坐上皇帝的位子，也能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朱元璋把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到自己手里面，而其本身又缺少必要的素质，于是灾难就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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