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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刘以鬯，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字了：“鬯”。
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
不过，虽然知道刘以鬯许多年，认识他又许多年，我还是在此刻动笔之前，才从《辞源》中翻查出这许多来的，这以前我只是知道“鬯”读畅，是酒器而已(这并不对)。
不过，不认识这个“鬯”字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认识刘以鬯这个人，如果你对香港文学有兴趣的话。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是香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著名作家，不仅有名，而且有作品。这样说，是因为香港颇有一些虽有名气却没有什么算得上文艺作品的作家。
和叶灵凤、曹聚仁、徐<SPS=0973>一样，刘以鬯也是属于上海—香港作家之列。他们都是江浙人(在香港就是广义的“上海人”)，都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尽管刘以鬯比他们出生的晚些，登上文坛也晚些。但他今年也已有七十，可以称得上老作家了，虽然他看起来要年轻十岁或不止。多少年操纵着香港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它的中文全名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它的英文名字却是香港上海银行。香港—上海，上海—香港，我有时想，像叶灵凤、曹聚仁、徐<SPS=0973>、刘以鬯……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汇丰作家”呢？他们的作品都是丰可等身的。
以刘以鬯来说，他已经写作而且发表了六七千万字了。用七十之年来平均，连娃娃时节也算进去，平均每年要写一百万字，每月要写九万字，每天要写二三千字。一天二三千字不算多，七十年七千万字就不能算少了。
他说过，每天经常要写六七千字，多的时候要写一万二三千字。在香港作家中，这已是多产的。
作品虽多，出书却不多，只有十本左右，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天堂与地狱》、《寺内》、《一九九七》和《春雨》；三个文学评论集：《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和《短绠集》；以及一本《刘以鬯选集》。此外，还有几本翻译小说。
大量作品到那里去了呢？作者自我淘汰了。
刘以鬯自称是个“写稿匠”，又自称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为了取得稿酬，维持生活，他写了大量流行小说给报纸副刊连载，只有极少数后来才出版成书。连载小说一般都是长篇，刘以鬯在出书时不惜大刀阔斧，把它们改写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简掉，更多的是 被他称为“垃圾”而整个地丢掉。不像另一些作者，写一部出一本，每写必书，从不割爱。刘以鬯真是舍得自我割弃的。如中篇小说《对倒》，短篇小说《珍品》，都是由长篇连载改成中、短篇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认真严肃。也可以看到，他自称的“流行小说”的“流行性”有一定的限度，不全是“行货”，删节改写以后，文艺性就突出了。
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娱乐”。这“娱乐”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娱乐他人”，像那些“行货”；一是“娱乐自己”，就是那些可以成书的真正文艺作品。
虽然也写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他主要写作的是小说。在小说的写作上，他主张“探求内在的真实”，也就是“捕捉物象的内心”，不要过时了的写实主义。他还主张创新，不断的创新，不要墨守传统的写法。这也是他的作品突出的特色。
他是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大体写作于一九六二年)。内地多年来存在着文化上的关闭和禁制，近年才随着经济开放而开放，也有用意识流写小说的了，但比起《酒徒》来，迟了二十年！《酒徒》可以说是首开风气之作。香港有人说，《酒徒》另有值得注视的地方，意识流不过其次而已，这恐怕是没有从港、台以至大陆，全面地观察文艺发展的形势。尽管作者借小说主角的口发表了对一般文艺问题和香港文学现状比较深刻的看法，也比较生动地揭露了香港社会某些角落的阴暗面，但正像有人指出，幅射面是不够广的，发掘度也是不够深的，不如意识流的运用那么显得突出。
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主角的酒徒是一位作家。做过文艺副刊编辑，办过专业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到过南洋办报，回香港后为稻梁谋，写起流行小说，写起武侠小说，写起黄色小说来。这样的经历使人似乎看到了刘以鬯自己的影子。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在重庆编过《国民公报》和《扫荡报》的副刊；随了《扫荡报》的后身《和平日报》复员回上海，不久离开，自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熊佛西、李健吾、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四八年到香港，进过《星岛日报》、《香港时报》。以后去过新加坡，编过《盖世报》，去过吉隆坡，主编过《联邦日报》。一九五七年回香港，重新进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一九六三年《快报》创刊，他转到《快报》编副刊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
但生活中的刘以鬯并不是酒徒，他不喝酒。有人问过他《酒徒》是不是写他自己，他说他只是把自己“借”给了《酒徒》。一个作者把自己“借”给自己所写的人物是并不值得奇怪的事，作者自借，这是他的文艺观。他不仅不喝酒，也没有写过拳头上的动作，更没有写过枕头上的动作，尽管他写了大量的流行小说。“酒徒”既是刘以鬯，又不是刘以鬯。
刘以鬯说他把自己“借”给了《酒徒》，其实，他也是有所借于《酒徒》的，借那个酒徒之口，发挥了他的文学见解。
回顾过去，“五四”以来的过去，几十年中，他推崇曹禺、鲁迅、李<SPS=0096>人、沈从文、痖弦……(事实上，他还推崇端木蕻良、姚雪垠……)这里面、戏剧、小说、诗歌都有了，但是散文呢？
展望未来，他认为，今后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要用新技巧来表现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其次，有系统地译介近代域外优秀作品；第三，探求内在真实，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第四，鼓励独创的、摒弃传统文体和规则的新锐作品；第五，吸收传统精髓，然后跳出传统；第六，取人之长，消化域外文学果实，建立合乎现代要求，保持民族气派的新文学。总的来说，“这样的‘转变’，旨在捕捉物象的内心。从某一种观点来看，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事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但是，只重内而忽略外，所写的也就可能是不足够的真实。以《酒徒》而言，内心的意识流从头到尾都是，淋漓尽致，作为外在背景的香港社会，虽然呈现，却不深刻。
尽管如此，《酒徒》依然是十分有特色的香港文学作品，既是香港的，又是有特色的。香港一九六二年就有了《酒徒》和别的创作，二十年后还要说香港没有真正的文学，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意识流是《酒徒》主要的特色，诗化的语言是它的另一特色。小说也能用诗化的语言来写么？《酒徒》证明：可以——
“金色的星星。蓝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成千成万的星星。万花简里的变化。希望给十指勒死。谁轻轻掩上记忆之门。HD的意象最难捉捕。抽象画家爱上了善舞的颜色。潘金莲最喜欢斜雨叩窗。一条线。十条线。一百条线。一千条线。一万条线。疯狂的汗珠正在怀念遥远的白雪。米罗将双重幻觉画在你的心上。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王洽能以醉笔作泼墨，遂为古今逸品之祖。’一切都是苍白的。香港一九六二年。福克纳在第一回合就击倒了辛克莱，刘易士。解剖刀下的自傲。<SPS=1561>油牛肉与野兽主义。嫦娥在月中嘲笑原子弹。思想形态与意象活动。星星。金色的星星。蓝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黄色的星星。思想再一次‘淡入’。魔鬼笑得十分歇斯底里。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苏武并未娶猩猩为妻。王昭君也没有吞药而死。想象在痉挛。有一盏昏黄不明的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不是很像现代诗的句子么？它显得荒诞，不过，一个酒徒醉后的意识流动的就是荒诞。
还有大量的这样写景物的语言——
“屋角空间，放着一瓶忧郁和一方块空气。”
“风拂过，海水作永久重逢的寒暄。”
“理想在酒杯里游泳。希望在酒杯里游泳。雄心在酒杯里游泳。悲哀在酒杯里游泳。警惕在酒杯里游泳。”
“烟囱里喷出死亡的语言。那是有毒的。风在窗外对白。月光给剑兰以慈善家的慷慨。”
“音符以步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
“雨仍未停。玻璃管劈刺土敏士，透过水晶帘，想着远方之酒涡。万马奔腾于椭圆形中脊对街的屋脊上，有北风频打呵欠。”
不抄了，反正都是现代诗的语言，不是旧体诗，也不是一般的新体，而是“现代”。
刘以鬯还用他创新的，现代的手法，去写古代中国的故事。《寺内》是写莺莺、张君瑞《西厢记》，《蛇》是写白素贞、许仙《白蛇传》，《蜘蛛精》是写蜘蛛精和唐僧(《西游记》)。这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后“现代”的故事新编。从古老的传说中变化出来，“探求内在真实”。
当然，他写得多的还是变化中今天的香港。《一九九七》写今天香港一些人的“九七”心态，忧心于“九七”之来，神经紧张中死于车祸。《犹豫》写来自上海的少妇，寄居姐姐家中的种种感情波折折射出香港社会的形形色色。《不，不能再分开了！》写一对被海峡长期分隔了的夫妇，重逢，再分别，终于再相聚。这一切，都是香港人，还有大陆人，台湾人所关心的问题。刘以鬯显得比许多作者都更敏锐地抓住了它们。他虽然提倡“现代”，却并不回避现实。
在《不，不能再分开了！》中，他为自己的理论，“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写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作了一个自我证明。重逢的唐隆和燕花，“尤其是唐隆，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叫一次姑妈的名字：‘燕花，你听我讲’，或者，‘燕花，千万别担忧’，或者‘燕花，你知道吗’，或者‘燕花，事情不是这样的’……开口‘燕花’闭口‘燕花’，他都因为三十年没有唤叫燕花，有意趁此补偿过去的‘损失’”。这不是很深刻，深刻地写出了那种复杂的内心么？
在刘以鬯的短篇中，有些是根本没有人物的。《春雨》没有人物，只写雨势的变化，思绪的流动，让读者从而感到混乱世界的动荡。《吵架》没有人物，只写吵架过后的场景，让读者从而得知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始末。
没有人物，没有主角之外，更有以物为主角的。《动乱》甚至有着十四个这样的主角角吃角子老虎、石头、汽水瓶、垃圾箱、计程车、报纸、电车、邮筒、水喉铁、催泪弹、炸弹、街灯、刀、尸体(尸体已是物、不是人)。刘以鬯让它们一个个出来，从十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九六七年香港“五月风暴”时的动乱。作者在最后一句话中说出了他用十四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做小说主角的用意：“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将来，会不会全部被没有生命的东西占领？”这样的《动乱》又一次证明，刘以鬯并不是回避现实的。
从已经提到的这些长篇、中篇、短篇来看，可以看到他在不断创新，几乎每一篇都有着不同的新手法。
还可以看看《链》和《对例》。
和《动乱》的十四个物相反，《链》有着十个人，由第一个人带出第二个，第二个带出第三个，一直到最后带出的第十个，一个人一个故事。每个人之间，有如连环串着一般，就是这样的链！
《对例》又是另一种情景。一男一女，一个是逐渐衰下去的老头，一个是青春骄人的少女，两人并不相识，只不过在故事发展的中间阶段，凑巧地坐在电影院中相邻的座位，彼此转过脸望望而已。散戏后各自东西，各自回家做好梦，老头在梦中和赤裸的少女在一起，当然，两人都是赤裸的。在两人到戏院以前和回家的路上，交叉出现，各占一节，一节又一节地轮流出现，带出了好些香港的都市风暴：打劫金铺，车祸，二十年的变化……在两位主角之间、戏院的座位算得是一个链吧。没有这连环转折，只有不断交叉，但也还是联上了。
还可以从《打错了》看到刘以鬯的刻意求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结尾。前边大半的故事相同，文字也完全相同，到了后边，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改变了故事的结尾。一个结尾是：没有听到那个电话，主角出了门，到了“巴士站”，被失事的车子撞死了；一个是听到了电话，延误了出门的时间，挽救了一条性命。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刘以鬯把它写成一头两尾，在《打错了》的题目下，就显得有些新鲜了。尽管没有多大意思，却可以看出刘以鬯一意追求创新。
在不断创新上，在严肃对待自己的作品(表现在大量割弃)，刘以鬯都和西西相似。不，应该说西西和刘以鬯相似。从年龄和交往上，应该是西西师法刘以鬯。西西在出书时大量删削的《我城》，就是在刘以鬯编的副刊上连载的。
刘以鬯不仅是一位勤恳的写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人。他在重庆时为《国民日报》编的副刊，就以版面美而著称。后来在香港编《香港时报》的文艺副刊《浅水湾》时，也以版面的形式变化引人注意。更加引起文艺爱好者的兴趣的，是他为现代主义所作的大量介绍，据说，这早于台湾，尽管台湾后来兴起的现代主义热潮高于香港。这是一九六○年左右的事。
他虽然也干过报馆的电讯主任，主笔以至总编辑，但主要还是编副刊。他从事文艺工作四五十年，和副刊结不解之缘至少有四十年。很少有这样长时期坚持的报纸副刊编辑呢。
他现在是《快报》的副刊编辑，又兼了《星岛晚报》文艺周刊《大会堂》的编辑。
近几年，他又是《香港文学》月刊的主编。这份立足香港，面向台湾和海外的文艺刊物，在华人的文学世界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往，他也和朋友合办过文学杂志《四季》好像只出了四期。而现在，《香港文学》已经出了四十几期生命力显得极旺盛是一棵长春树的风姿。
他年来又担任了香港作家联谊会的领导人，埋头写作不喜应酬的他肯出来这样做，显示了他推动香港文学的热心。
他还不时应邀，担任一些文学评选活动的委员。有时还作文学专题的演讲。
他说过，香港有的是作家，少的是坚强的文艺工作者。他是可以当得上“强坚的文艺工作者”之名而无愧的。也许有人不一定对他所有的作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他为文学工作所作的努力和坚持，却不能不有很高的评价的吧！
鬯乎？鬯乎？畅也！茂也！
一九八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