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作文4000字：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距今已过去432年。在明朝276的历史中，这一年很平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叙述方式，相当于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完整面貌。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黑格尔。历史上奇葩的皇帝很多，在明朝尤其多，书中的所描述的万历皇帝，也算是一个。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生，嘉靖皇帝朱载垕第三个儿子，母亲原为裕王府一个丫鬟，出身卑微，自幼得不到父亲的宠爱。非常有意思的是，万历皇帝的老爸，以及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都是少年因母缘故而缺乏父爱。
朱翊钧排行第三，按理是轮不到他坐天下的，但前面两个哥哥都早亡，因此，在1568年被立为太子。1572年老爸驾崩，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李氏和尚且九岁的万历皇帝，两人孤苦伶仃，没有依靠，很容易受到大臣们的欺负玩弄。前面有个活生生的案例，就是万历皇帝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他八岁就当皇帝了，不过后来被大臣们怂恿去御驾亲征，当了俘虏，闹了个大笑话。
少主即位，无法掌控局面，需要选择得力可靠的人来辅助，这时就看出万历母亲李太后的远见卓识了。这个太后虽出身卑微，但情商智商皆为上乘，指定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为首的一班子人马来辅佐儿子，对儿子的文化学习和处理朝政监督甚严，朱翊钧稍有懈怠，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由于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在母亲和张居正等人的辅佐下，就这样过了十年，万历皇帝到了十九岁，开始要亲政了，张居正也去世了，也扫清了障碍，孩子大了也不用娘看着了，棋王读后感李太后也功成身退了，后来对于她的记载就很少了。她去世后，给她的谥号是“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亦称“孝定太后”。这个称呼非常好，用在她的身上非常的贴切。不过她子孙不争气，她死了三十年后，明朝就灭亡了。
朱翊钧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清圣祖康熙的61年、清高宗乾隆的60年，汉武帝刘彻的54年，排名第四，排名第五的是他的爷爷明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在位超过50年的秘诀，其实很简单，要么像康熙那样7岁登基，要么像乾隆那样活到89。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能像汉武帝那样了，登基年龄不是很小，但还算比较小（15岁），寿命不算很长，但还算比较长（69岁）。就像考试一样，虽然各门成绩都不是第一，但不偏科。
万历登基比较早，但活得不算太长，所以，进不了前三。究其原因，应该跟他的心情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万历十五年后，长期不上班，心情郁闷，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爷爷也这个样子，家风如此哈。
在万历认真工作的前15年，成绩还算是可以的。前10年，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大伴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朝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内阁大学士取代丞相。
明朝开国后一共有4个丞相，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被杀，徐达据说也是因为朱元璋送来的一只蒸鹅给气死了！李善长更是成了被开国皇帝斩杀的开国丞相第一人，打破了记录。朱元璋规定以后都不得再重新设立丞相这个职位，如有想复立者，应当立即处死。此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朱元璋设立内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政务，职级仅为正五品。但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在处理朝政上没有决策权，也不能直接管理朝廷机构。所以朱元璋时期的大学士只能算是朱元璋的私人顾问，还不是宰相。
朱棣继位后，为了绕开朱元璋“不得复立宰相”的祖制，明成祖决定以内阁大学士为基础实际恢复宰相，将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扩大到宰相的程度。因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朝政是朱元璋立下的制度，所以明成祖以此恢复宰相的阻力也小得多。不过皇帝对宰相都是有防范之心的，明成祖也不例外，他建立了很多制度来制约内阁大学士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固定在正五品。明成祖还把“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定为祖制，不许之后的皇帝更改。
但内阁大学士既然是实际的宰相，那么品级就不可能真正地长期被限制在正五品。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仁宗通过兼任其他官职的方式，将内阁大学士的实际品级提到了正三品以上，至此内阁大学士成为明朝真正的宰相。
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大学士的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和冯保组合，就是这样的。
嘉靖皇帝时期，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任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万历以后，张居正名为首辅或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处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了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士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至万历八年九月结束。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推广执行，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里再叙述一下著名的一条鞭法，据《明史》记载：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以出钱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改革虽然起得了成功，但伤害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尤其是被张居正一直压抑着那些势力团体。张居正作为自商鞅以来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之一，死后不久即遭到了清算，被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本人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结局令人唏嘘。这也体现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述的主题矛盾，及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
往远一点说，中国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在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里，这种悲剧不可避免。
万历十四年后，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连“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七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至万历四十五年，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在深宫消沉的时候，后金却在悄悄的崛起，辽东形势每况愈下，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丧钟不仅为他敲响，也为整个大明王朝敲响。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长眠的定陵，意外的成为明十三陵中最先被打开的陵寝，他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棺椁被毁，地宫每天人来人往。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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