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摄影师保拉，曾经完成过一组震慑人心的作品。
保拉是一名女×××者。这些摄影作品，描绘的是她在2013年以一名“患者”身份，潜入一家“×××治疗诊所”时，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
在那里，女×××者被强制服用药物；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被捆绑、威胁、侮辱；甚至遭到男性工作人员的毒打和强奸——而原因是为了所谓的转化性取向。
事实上，保拉揭露的×××转化治疗，并不是一个个案。这个“技术目标”在很久前就被提出，并且至少在现代社会被大规模应用了七十年之久。直到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收费的×××转化治疗差不多存在于每一个国家。
2015年，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推动了一项名为《心理治疗欺诈干预法案》的政策，法案认为性取向转化疗法应该被定义为无效治疗，属于欺诈行为。并希望禁止商业化，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取向转化治疗服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化治疗到此就结束了。事实上，与浩浩荡荡的LGBT平权运动不同，×××转化治疗始终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很多国家政府与国际机构都认为其有害，甚至是酷刑滥用的一种；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种治疗是合理合法，甚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不久之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议会掀起了一场关于×××转化疗法的讨论。一些议员坚持认为进行转化治疗是一些×××者以及其家长的权利，也有议员认为应该将类似服务合法化，以便执法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而在历史的埃尘中，今天人们还在争议其合理性的×××转化疗法，曾经在官方的许可下写满了荒谬与残酷。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宣布×××不是疾病和精神障碍之前，西方国家的LGBT人群普遍遭受着各种不人道的“治疗”，从电击、不合理用药到精神污染，不一而足。
回顾整个×××转化疗法的历史，会让我们发现人类在探索自身精神世界时可以多么无知和浅陋。而道德争议与技术发展从来都不能独善其身，只会以非常复杂扭曲的姿态纠缠在一起——这点与我们今天看待人工智能时何其相似。
某种角度上说，“性取向转化治疗”是一部技术史。
一部由始至终，充斥着酷刑与复杂争议的技术史。
众恶之源：激素疗法
早在上世纪初，欧洲就已经有医学家提出通过补充激素和移植睾丸来“治疗”男性×××。当然，这仅仅是个猜想，一些相应的实验也都失败了。但当时医学界还是普遍相信×××的诱因是体内激素水平不正常（这个想法直到今天还存在）。但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就证明了，×××与异性恋的睾丸酮与性别激素水平并无不同。
时间退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真理还没有大白于天下。而通过改变激素水平来转化×××性取向，却迎来了历史上首个残酷的大规模实验机会——臭名昭著的纳粹和党卫军。
卡尔·瓦内特是一名丹麦籍外科医生和医学家，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恶名远播的纳粹分子，集中营刽子手，以及党卫军二等上将。
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提出要在道德和血缘上净化日耳曼血统，开启了对LGBT人群的大规模迫害。这给醉心于激素研究的卡尔·瓦内特以机会。在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自授意下，卡尔·瓦内特在集中营对男性×××囚犯进行了激素手术，比如给他们安置人工激素腺体，造成了很多囚犯因交叉感染死亡。
但在二战结束后，卡尔·瓦内特的这套理论却并没有随着纳粹消亡，其本人也躲过了制裁到阿根廷继续他的研究。在50年代，英国、丹麦等国家接受了卡尔·瓦内特等人的“激素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注射激素等方式治疗当时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
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毫无疑问是1952年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被逼无奈接受了所谓的“激素治疗”。从其日记与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那时的绝望，而这也诱发图灵很快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没有劳什子的激素治疗和“×××之罪”，那么AI的起点会否不同呢？
文明社会里的合法酷刑：电击鸡尾酒疗法
“电击”这个词，在中国更多出现在关于网瘾的讨论中，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这个词却频繁地与×××转化联系在一起。
由于激素治疗基本无效，并且带给人体的副作用难以估计，这种方式很快就被废止。取代它的，却是同样不怎么样的物理伤害：电击、捆绑和诱导审讯。
比如说，1958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曾公开表示“×××是澳大利亚的最大威胁”，并将×××者定为有罪，警察对抓获的LGBT人群在监狱系统内进行隔离，并强行施加电击等“转化治疗”手段。
在当时，悉尼的尼尔·麦康纳吉博士是相关领域的活跃研究者。他在澳大利亚组织了大量×××转化治疗。而基本方案就是电击加×××注射。
根据披露信息，他会让男×××者大声朗读赞美同性关系的话，随后进行电击。或者在接受转化者看男性照片时给他们注射大量×××。最终导致这些人在此后长时间，一旦看到同性的照片就产生严重的恶心和呕吐。
诱导加电击，是当时欧美通行的×××转化方式。根据英国的医疗解密档案，当时英国大量类似诊所，都会让“接受治疗者”自己翻一本相册，一旦他们在同性的照片上目光停留，就会遭到电击、殴打和辱骂。
在这个阶段，所谓转化疗法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残酷的生理折磨，诱发其受众的心理阴影，一旦想起同性关系，就会进入极度不快的回忆，甚至产生禁断反应。
在1974年美国正式将×××从精神疾病中移除前，可以说电击鸡尾酒×××转化疗法，是一部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上演了二十年之久的《发条橙子》。
另一场博弈：宗教疗法
当×××者不是犯罪的理念终于被科学家和政府接纳了之后，LGBT平权运动自然而然迎来了下一个“敌人”：基督教体系。
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与平权间的矛盾，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听闻过的。而可能较少被人关注的是，宗教疗法其实占据了所谓×××转化领域的半壁江山。
可以看出，用生理折磨禁断×××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却更加符合驱魔等宗教世界的仪式特征。事实上，有社会学家指出，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宗教领域的×××转化远远大于精神病学领域。
而在七十年代之后，精神病学领域的×××转化逐步被废止，宗教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唯一代言人。
其中最出名的，就要属依托于美国福音教派，在1976年成立的基督教反×××组织“出埃及国际”。这个组织认为×××是一种“灵魂污染”，并主要通过禁欲、祷告、社区集会和宣讲等方式来转化×××取向。
在顶峰时期，出埃及国际在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19个国家建立了400多个分部，甚至还在IOS上推出了“治愈×××”的APP。
2013年，出埃及国际宣告结束运营，这被广泛定义为LGBT平权运动的胜利。这个组织目前还有各分部和网站在独立运作，但已经大不如当年成气候。
大家都知道宗教和科学是有距离的。但事实上，应该说宗教疗法是现代社会尝试的×××转化中不可绕过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期宗教活动上常用的心理安慰、创伤回忆等方式，直接影响了×××转化疗法的下一个阶段：心理疗法。
平权运动的暗影：心理疗法
进入21世纪，LGBT平权运动在北美等主要战场轰轰烈烈地展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合法化，以至于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但×××转化疗法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迎来了“第二春”。
社会学界普遍将2009年看作转化疗法复兴的起点，而其发生契机其实是与LGBT平权运动相辅相承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人士认为，既然LGBT应该得到同等权利，那么那些希望从LGBT身份中走出来，或者因多种元素希望放弃LGBT身份的人士，也同样应该得到平等的权利。
随之衍生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流行开，逐渐走向世界化的心理治疗疗法。与之相伴的，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专门针对青少年×××倾向的商业模式。
在2014年，美国已经有33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有48个州依旧认同×××转换疗法是合法的心理治疗服务。当时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多次就此问题向美国进行批评。
健康学专家凯特琳·瑞恩博士曾经进行过一项相关研究。根据结果显示，迫于对子女未来考虑等因素，当时全美有三分之一的LGBT青少年已经接受了性取向转化方面的心理治疗。由于这件事普遍被家庭认为是羞耻，真实比例可能还远大于此。
心理治疗虽然不注射不电击，但可能带给人的负面影响却不见得小。
2016年2月，《每日邮报》报道了一篇故事，重新引发了公众对×××转化问题的思考。 来自纽约的×××男子马修·舒尔卡，实名披露了曾经从16岁开始被父亲强迫接受长达5年的“性取向转换治疗”，并认为这给自己造成了巨大创伤。
马修·舒尔卡最开始是在中学时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当时他非常恐惧，并且很快向父亲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的父亲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而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认为×××者在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的，必须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当马修的父亲获知很多有行医执照的医疗机构提供×××转化治疗时，马上决定让儿子试试。
在接触了第三位医生后，马修父子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心理治疗。这个过程中，心理医生让他回忆童年创伤，并告诉他×××倾向多是由童年阴影导致的，很快就能被治愈。之后，医生还让他切断与异性的联系，保持对异性的神秘感——包括他的姐姐和母亲。于是，三年间马修没有跟母亲说过一句话。在父亲的支持和医生的劝导下，他也认为这个治疗非常合理，没有什么问题。随后，心理医生还让他尽量多地使用女性×××用品，甚至在他念大学后让他服用大量伟哥来帮助和异性发生性关系。
但整个过程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因为他不跟母亲和姐姐沟通，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父母因此离婚。紧接着，马修的成绩也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精力被放在如何与异性相处和自我认定上，让他的精神疲惫不堪。最终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压倒了他，甚至导致他一度断绝了家庭关系。
当然，马修的故事是最终他走了出来，走到阳光下向公众宣传LGBT青年的合理性以及心理治疗的可怕。他和很多专业人士都认为，谈话治疗虽然不像电击一样直接带来伤害，但带给人的自我怀疑、自我厌弃以及身份否定感是极其可怕的，非常容易诱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并毁坏一个人除了性取向之外的正常生活。
到了2014年，新的变化出现了。这一年12月，17岁的跨性别青年莉娜·奥尔康（Leelah Alcorn）在接受×××转化治疗后选择了自杀。“莉娜之死”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到2015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发表了长篇论文，认为×××转化疗法都是无效的。
这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发布了著名的《莉娜法案》（Leelah's Law），宣布在全国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商业化×××转换治疗。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关于×××转化的争议，甚至可能才刚刚开始。
废除是否等于正确？让人深思的争议
早在2012年，全球LGBT运动的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就成为了全美第一个禁止×××转换疗法的州。但随之而来的并不只是欢呼，还有更多关于平权的争议。
一些心理医疗和家庭关系咨询组织认为，全面禁止×××转化以及类似的服务，事实上是侵害了真正需要这类服务者的合法权利。甚至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本来能够在加州完成的心理治疗，必须转到其他州才能进行。
而随着《莉娜法案》到来，以及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心理干预相关报告指出类似医疗可能诱发青少年抑郁症、吸毒、自杀倾向等问题，原本应该接受这类治疗的青少年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恐惧接触心理医生。
很多心理医学组织相信，×××倾向中一大部分的来源是童年心理创伤。其中以男童被性侵所占比例最大，这部分人对同性的认同本来就是病理性的。他们需要的也不是“×××转化”，而是“性取向修复”。通过谈话治疗和心理矫正，这些青少年完全可以获得更加符合自己预期的人生。
那么在×××转化治疗被“一刀切”了之后，这部分人的权利谁来保护呢？
更加富有争议的，是家长到底是否能够，甚至“被许可”参与到青少年性取向的转化或者说修复中。究竟如何判断性取向病态与常态，这是一个今天心理学和神经医学还无法解释的问题。
彩虹旗下也有歧视和阴影，究竟如何调和多数、少数、更少数之间的平权，当然是隐藏在医疗技术背后，近乎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悖论。
回看这个小众的医学/心理学问题，长达七十年的祛魅博弈，很容易发现常识在特定时空中是多么愚蠢；而通往科学与理性的道路上，可能触碰的社会现实又何其复杂。
在没有答案的时候，至少直面问题，会是一切解答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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