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二《通表上》，王涯迁尚书右仆射是在大和四年九月九日庚辰，稍早于窦易直入迁左仆射的九月十五日丙戌数日，并且当时王涯已在朝中，窦易直自山南返还京城却需时日，由此得知用“旧仪”是王涯坚持的结果，窦易直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另外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又提出“左右仆射上，请受四品、六品以下拜，并望准元和七年以前仪注，便令所司约此撰仪注”，亦得到批准。由此得知大和四年九月所定之议被进一步具体化，基本恢复了元和七年未改以前的上事仪。
但是到大和六年风波又起。《旧唐书》卷一六七《李程传》
（大和）六年，就加检校司空。七月，徵为左仆射，中谢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礼，前后仪注不同。在元和、长庆中，仆射数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仪注，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王涯、窦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台云：“已闻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进退未知所据。”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仆射上仪，近已详定。所缘拜礼，皆约令文，已经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处分。”
其时不但李汉反对恢复仆射上事受中丞拜，即“通悉典故，宿儒硕学皆让之”的王彦威也表示反对。《旧唐书》卷一五七《王彦威传》称彦威因李汉奏，并针对中书门下“依元和七年已前仪注，左右仆射上日，请受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的奏请，上奏论曰
臣谨按《开元礼》：凡受册官，井与卑官答拜。国朝官品令，三师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无受朝官再拜之文。仆射班次三公，又是尚书令副贰之职，虽端揆之重，有异百僚，然与群官比肩事主。礼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仆射上日受常参官拜，事颇非仪。况元和七年已经奏议，酌为定制，编在国章。近年上仪，又有受拜之礼，礼文乍变，物论未安，请依元和七年敕为定。”时李程为时间都去哪儿仆射，宰执难於改革，虽不从其议，论者称之。
这个“命中使宣赐酒馔，及宰臣百僚送上”的“近式”似即元和七年所定。同书卷一六《穆宗纪》也有长庆二年三月“丙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册讫，谒太庙。赴尚书省上，宰臣百僚皆送”的记载。则“宰臣百僚皆送”以及宣赐酒食仆射应与三公相同。
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争议似在文宗时代，但是此前宝历元年已有前揭李绦上疏。《旧唐书》卷一六九《王?传》记此事缘于御史中丞王?与宰相李逢吉亲厚，“恃逢吉之势，稍横。尝与同光十三绝仆射李绦相遇於街，交车而不避。”所以李绦重申旧仪，提出：“近年缘有才不当位，恩加特拜者，遂从权便，不用旧仪。酌於群情，事实未当。今或有仆射初除，就中丞院门相看，即与欲参何殊。或中丞新授，亦无见仆射处。又参贺处，或仆射先至，中丞后来，宪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伏望下百僚详定事体，使永可遵行。”
此事由于李绦的坚持，敕旨下两省详议，以为“於礼甚当”。但因李逢吉的破坏，“天子虽许行旧仪，中书竟无处分”，李绦也被罢官。事虽以失败告终，至文宗朝关於仆射受隔品官拜礼问题却再被提出。
《唐会要》卷五七《左右仆射》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中书舍人李启奏：伏奉敕旨，宜令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审同详议，仆射与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仪式奏文者。谨按《仪制令》，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应致敬而非相统属者，则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则敛马侧立。又按旧仪，仆射上日，除两省供奉官外，尚书省、御史台，及诸司四品以下，捷尔特电动车加盟，皆拜于平阶下。盖以端揆之重，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故用隔品拜礼，非为无据。臣续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虽停拜礼，每至上日，台官就仆射厅事，思班送上，与尚书省官不异”，则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属官於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礼绝者下马，无回避之文。
李启奏中还批评了御史台官“以职在弹纠，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务推崇，始自私敬，渐为公礼”，以致因循既久，便作威作福，“笼街专道，止绝交强险旅，奔避不及，即以为罪”的情况。并针对御史中丞要求与仆射“均礼”的问题，提出
臣等自奉敕详定，累牒礼部，及太常礼院御史台，检详武德以来礼令制敕，各得牒报，并无台官於仆射合与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详议，伏请自今以后，御史中丞以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敛马立侍仆射过。仆射谢官日，大夫、中丞与三院御史，就幕次相见，其观象门外立班，既以后至为重，大夫中丞到班后，朝堂所由，引仆射就立，传呼赞导，如大夫就列之仪。仆射朝退，出宣政门，朝堂所由赞引至幕次，及兴化门，待与参从相得而退。御史大夫与仆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轻重得宜，典章不紊。
关键词：尚书仆射 上事仪 御史中丞 台参
唐朝官员上任也称为上事，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初到任都有上事之礼。《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六《嘉礼?任官初上相见诸州上佐同》”规定
应册命之官受册讫，朝服乘辂,备仪鸣铙,诣太庙南门。至，下车，所铙吹止。受册者降辂，谒者引入，立於庙廷，北面西上，立定再拜讫，又再拜，辞，谒者引出，乘辂鸣铙而还，(若先受制书者，发第，备仪仗，诣太庙如上仪)。)遂诣本司。将至，卑官先到，俱公服，俟於别室。初上者至，降辂，赞礼者引入，停於后堂，改着公服，仪仗陈於厅事之前。赞礼者引卑官，俱位於内门之外西厢，每等异位，重行东向，以北为上。初，卑官就门外位，赞礼者引初上者立於厅事东阶东南西面，赞礼者引卑官以次入，立於西阶西南，重行东向，以北为上。立定，卑官俱再拜，初上者答，再拜，赞礼者引卑官出。赞礼者引初上者就后堂，卑官俱更衣讫。赞礼者引应坐者入，立於厅事东西阶下，其应致敬者立於门外之西东面，俱北上。赞礼者引初上者出升堂，就榻后，应坐者俱升，捷尔特电动车加盟是骗子项目吗纯属污蔑，诣座后立定，初上者升坐，应坐者各依其班而坐，其应致敬者入，立於东西阶下，俱以北为上，诸流外官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再拜讫，就东阶下品官之后。
又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
南省故事，左右仆射上，宰相皆送，监察御史捧案，员外郎奉笔，殿中侍御史押门，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事主，仪注太重。元和以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
同书卷一七三《李固言传》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转尚书左丞，奉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
此条说明，被命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在上事日本有“?例班见百僚”之仪。所谓班见，应当就是接受百官参见行礼。由李顺节“盛饰趋中书”来看，这项宰相“居班列之首”的班见仪式本应十分隆重，而且应在中书省内的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厅（堂，即中书门下）举行。但情况也有不一。如《唐会要》卷五七记大中四年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令狐?奏，称“故事，带尚书省官，合先宣旨同列，集於少府监。先是，白敏中、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荣其旧署，乃改集于太常礼院，今请依旧集少府监”。可见如带尚书省官拜相要先集同列於少府监，这是相沿已久的习惯。白敏中等所以要“荣其旧署”，也因为宰相上事礼仪很不寻常。
又《唐国史补》卷下曰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问疾，有司就私第设目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杖，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唐后期仆射上事仪的多次更定，代表了唐人的不同看法。而关於所谓“旧仪”的始行时间说法本身也不一致。《旧唐书》卷一六九《王?传》载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绦上疏论之曰：“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表状之中，不署其姓。尚书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礼仪之崇，中外特异。所以自武德、贞观已来，圣君贤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礼，谓为合宜。”严耕望先生据其说认为，“两仆於都堂上事，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及其它四品五品以下官罗拜阶下，不答拜”的仪注，“盖自唐初已然。《会要》云张说所定，又以武后时尝行之。武后非尊礼大臣之主，当不始作此制，似不如李绦之言可信。”
按严先生所说仆射上事仪始于唐初实有可议。仆射武德初与中书令、侍中，并列为“四辅”，其“总领六官，纪纲百揆”的百僚师长地位如李绦所说，不过贞观以后仆射权限却逐渐降低，高宗以后不加同三品或平章事者即不是真宰相。从《唐会要》等史料所说坐受四品官拜的上事仪，显然并非用於仆射盛时，而已是武则天和唐玄宗褒宠老臣、重臣的殊礼。史载王及善和豆卢钦望是武则天朝的元老重臣。《旧唐书》卷九○，王及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中书令拜文昌左相时已三上疏“乞骸骨”，拜后“旬日薨”。豆卢钦望也是由太子宫尹拜之。而张说拜右丞相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由中书令迁右丞相；一次是在已致仕后一年多的开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从当时制礼以王及善和豆卢钦望为据来看，是第二次的可能性极大。此次拜礼确实“极其尊大”，令人瞩目；而且殊荣所及，捷尔特电动车加盟，大概也不止于张说一人。《文苑英华》卷一六八记唐玄宗有《左丞相说右丞相?太子少傅干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一首》，张说、宋?、源乾曜、萧嵩、裴光庭、宇文融各有《奉和御制说、?、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一首应制》。其中玄宗诗“鸳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乐聚南宫燕，觞连北斗醇”、宋?“太常陈礼乐，中掖降赞裾”和源乾曜“鼓锺重享礼，鸳鹭集朝伦”，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上事礼和宴集的隆重与盛大。而裴光庭“乐贤闻往诰，褒德偶兹辰。端揆升元老，师谋择累仁”以及宇文融“宠护元良密，容瞻端揆迁。职优三事老，位在百僚先”的诗句，更明确道及三人作为开元中卓有贡献并且德高望重的老臣，从宰相退位罢任而官升为端揆（仆射别称）、师谋（指太子少傅），受到玄宗优礼的事实。换言之，玄宗升进其官乃至为之举办如此盛况空前的礼仪是对他们的特殊褒赏和对礼乐升平的宣扬，而并非如李绦所说是武德贞观以来所习见习惯的常行之制。不过在张说等之后，也许仆射仪在权臣看来已是一种荣光。《新唐书》卷一二七《裴耀卿传》载曰：
二、关於仆射上事仪的争论和反覆
此外反对者还有李固言。前揭大和四年王涯上事他强调答拜和“礼、令相戾”者就已经表了态。《旧唐书》卷一七三本传说他“大和七年四月转尚书左丞，奉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而同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同年秋七月甲辰条，则称“右丞李固言等奏状，论仆射省中上事，不合受四品已下拜。敕旨：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处分”。可见他坚持反对之议一直持续到大和七年七月，但无论是谁的反对都没有发生作用，仆射受四品官拜礼照旧实行，而且就连大和四年已被取消的御史中丞拜可能也被恢复。由此可见从宝历初到文宗朝，虽然有反覆，但总的主张和趋势是恢复旧仪。
第三阶段争议发生於会昌二年正月。《唐会要》卷五七载其时宰相陈夷行、崔珙等请改仆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仪注。其奏中再次提出礼令中无此仪，但“近年礼变，多传旧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罗拜阶下，以为隔品致敬”的问题。认为诸礼致敬，本应“是先拜后拜之仪，非受拜之谓”。此外又以皇太子初见答拜群臣为例，论“尊无二上，礼须避嫌”的道理，提出“受拜既无根据，随俗则乱宪章”。并再以《礼记》为依据，指出“仆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传为故事，何所取法”，以及开元元年定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的不合理。请求仆射上日，“依三公上仪，垂为定制”并“令所司约此撰仪注”。其基本内容都是重复李汉、王彦威之言，但朝旨“从之”，看来至少武宗朝又行元和七年之制。宣宗朝未闻再改，《会要》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三日敕特别提到“三公、仆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时，须有聚会，宜令度支户部，准开贡例勾当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钱，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说明对三公、仆射上事还是给予重视，但只是宴会问题而非拜礼，并且仆射和三公并提，显然对仆射和三公一例看待，是承武宗朝旧而无坐受四品拜礼了。
以上三阶段的争议说明，在宪宗朝和武宗朝，都是主张削减仆射上事仪的，且基本采取了将仆射上事仪等同三公，不再坐受四品官拜的礼仪。但是穆宗以后，恢复旧制的呼声占了主流，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得到实现。因此仆射上事仪在唐代后期确有反覆，仆射等同三公的仪制是在晚唐才基本成为定论的。
五代之际，对仆射上事礼似承唐之旧。《五代会要》卷一四《左右仆射》记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八月中书门下奏，驳斥了新授尚书右仆射状“准旧例，上事日合有恩赐百官酒食，具载开元礼者”的说法，指出开元礼只有太师以下册拜官“受册拜庙，各就本司礼上，无中书门下送上之文，亦无恩赐酒食之事”，而元和六年窦易直奏、元和七年段平仲奏、大和四年中书奏覆，以及下太常礼院并尚书省详议等都“终未能定”；故认定“大凡礼上为领本司公事及与官僚相会，并受人吏参贺，内外无异，前后皆同”，由於李琪已会了同僚并领了公事和料钱，“更引上仪，即非通制”，所以“今请李琪任便赴省，发遣公事”，实际就免除了李琪的上事仪和恩赐百官酒食的节目。至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卢质授尚书右仆射，更对上事仪采取了谦逊的态度，上奏提出：“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准旧例，左、右仆射上事仪注所费极多。欲从权务简，祗取尚书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属僚及两省官送上。亦不敢辄援往例，有废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废旧规，他时任行旧制。”所奏虽然关系“仪注所费”，但由於是比照尚书丞郎，只集南省属僚及两省官送上，所以已无与御史中丞是否抗礼的问题。
《册府元龟》卷三三五《宰辅部?不称》条记末帝清泰初（公元934年？）孔昭序论行香次第，以为散骑常侍作为侍从官“行立合在仆射之前”，间接证明了仆射礼仪地位的下降。时御史台定例以为：“同光已来，李琪、卢质继为仆射，识性轻脱不能守师长体，故昭序轻言。”马胤孙因众人对仆射刘?不满而企图强行孔昭序所论，直到崔居俭批评“朝廷之人总不解语（意为明白或懂事）”，并指出：“仆射师长，中丞大夫就班备敬，常侍班南宫（按指尚书省）六卿之下，况仆射乎！已前骑省（按指散骑常侍）年深，望南宫工部侍郎如仰霄汉，痴人举止，何取笑之深耶！”众人纷议才算平息。常侍乃中书门下两省三品官，官高而无实权，地位实际还比不上排在六部末尾的工部侍郎。但朝官既不能分清本该谁先谁后，则原来使仆射地位超乎其上的拜官仪恐怕也早不行矣！
由此条规定得知，唐官员上事礼主要分两个环节，一是拜太庙，二是在本司所在公堂举行上事仪注。拜太庙是“应册命之官”。据《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称唐“选授之法”：“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皆敕授。”并在册授下说明“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讫，皆拜庙。册用竹简，书用漆”；则有拜庙资格的只有三品以上的某些官员。又据《开元礼》，临轩册命的具体有三师、三公、亲王、开府仪同三司、太子三师、骠骑大将军、左右丞相、京兆牧、河南牧；朝堂册命的有太子三少、特进、辅国大将军、光禄大夫、镇国大将军、侍中、中书令、诸卫大将军、六尚书、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其品级也都是三品以上。另外从《开元礼》上揭条接下又说“官卑不合拜庙者，径诣上所；不判事者，礼见而已。若六品以下，初上皆常服”来看，上事仪虽然包括品级较低官员，但也只是对三品、五品以上官高职重者最有意义。
《开元礼》规定的上事仪注等级森严，出席仪式者根据官位高低有坐有站，对上事者亦有拜有不拜，还说明“若先任者尊及官位等，先任者俟於东阶下西面。新任者入，立於西阶下，东面再拜讫，新任者还於厅事，立於东阶下，与卑官相见如上仪”；即上事者除受卑官礼，还要拜先任官位尊或等於己者。那麽什麽情况下初上任的官员可以受拜呢？结合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复原之《仪制令》第十四条
诸文武官三品以下拜正一品，(中书门下则不拜。)东宫官拜三师，四品已下拜三少，自余属官于本司，隔品卑者皆拜，其准品应致敬，而非相统属者则不拜。(谓尚书都事于诸司郎中，殿中主事于诸司直长之类，其品虽卑亦不拜，若流外官拜本司官。)
这里李肇所说旧仪应即《唐会要》所说开元中“自非中书门下及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礼”的“故事”，而与裴均后来所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阶答拜”已有不同。由於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都是四品，拜正二品仆射正是前揭“隔品者皆拜”的隔品致敬之礼。不过按照仪制令御史中丞之类“非（本司）相统属者”本不应当在其内，且上揭开元礼并没有规定高官对於低官可以坐受而不答拜，更何况有宰相列送，文武三品以上参加，因此所谓仆射上事旧仪乃殊礼也，其威仪并不下於宰相。
据上揭史料仆射上事仪在元和中已有所减降。但唐后期更定仆射仪注非止一次。如《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
（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书省重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
种种待遇都显示了宰相上任后“礼绝百僚”。甚至宰相上街，也有趋避之法。《太平广记》卷二四○《李林甫》（出《谭宾录》）一则谓：“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公卿以下趋避，表明包括三公九卿在内平时相遇都不可以与宰相抗礼。
但是为何要为宰相上任铺沙堤呢？白居易“讽执政”的《官牛》诗有“官牛官牛驾官车，?水岸边般载沙”、“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诸语，正就指此事而言。沙堤自然是为了宰相上朝提供方便，白诗所谓“恐怕泥途污马蹄”者。张籍有《沙堤行呈裴相公》一首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晚无泥。宫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导骑丞相至。路傍高楼息歌吹，千车不行行者避。街官闾吏相传呼，当前十里惟空衢。白麻诏下移相印，新堤未成旧堤尽。”另首《谢裴司空寄马》也有“长一生有你岁旦沙堤上，得从鸣呵傍火城”语 ，印证了《国史补》和白诗所说，显示了宰相的威严。据说薛逢因与同年进士王铎、杨收相继为宰相，有“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的诗句。其人《上盐铁崔尚书书》中“伏承相公忽承明诏，远赴阙廷，天子倾心，庙堂虚席，沙堤尚在，复瞻丞相之车”语，更将沙堤与庙堂相提并论，可见沙堤已成为拜相的象徵。又白居易诗中所说?水即?水渠，也称龙首渠，“载向五门官道西”的五门应当就是大明宫的五门。龙首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知是在长安城外，分为东西二渠迤逦流入城中。一北流经通化门入大明宫东内苑，一流经通化门南，再西流入兴庆宫苑和皇城。所以运沙总体上是自东向西，近年研究者考证中唐以后文人官僚（包括宰相）住城东者甚多，他们要到大明宫上朝，与运沙方向是一致的。由於宰相的不断变更，“新堤未成旧堤尽”，所以中晚唐时代沙堤的铺设在长安城东乃至皇城和宫城门前已是一道风景。
除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尚书仆射的上事仪。《唐会要》卷五七《左右仆射》载曰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裴均於尚书省都堂上仆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书郎为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阶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谒见，拜於厅下。然后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阶答拜。初，开元中，张说为右丞相，玄宗令其选日上，因制仪注，极其尊大，自非中书门下及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礼。时人或征其所从来，答曰：“圣历中，王及善、豆卢钦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尝用此仪。”当时以说方承恩宠，不敢复诘，因为故事，非旧典也。
臣谨案唐礼，诸册拜官与百僚相见，无受拜之文。又谏议大夫至拾遗、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并为供奉官，不合异礼。今仆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阶上，合拜庭中，因循?驳之制，每致沸腾之意。伏请下尚书太常礼院详议，永为定制，使得遵行。
一、 唐代官员的上事仪及对宰相和尚书仆射的尊礼
同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里李林甫上任张扬其礼，固可见出当时仆射仪已相形见重，只不过裴耀卿的简约低调表明具体行事尚因人而异。且其中是否一定有前之坐受侍郎中丞拜、“位在百僚先”之排场，尚不得而知。
那麽为何有关仆射上事礼会在唐后期引起关注呢？严耕望先生据其反覆过程并“终以仪如三公为折衷”的结果分析说：“盖中叶以后，仆射虽有师长之名，而其权其位皆无师长之实，用人又非重望者，故前期隆崇礼数自难再行，群议革之，是矣。然谓仆射位在三公下故礼数不能崇过三公，此在中叶以后固然，若以非议旧仪，则殊失当。盖三公品秩虽高，然不率众官，仆射则百僚师长，地位固不同也。”认为仆射作为百僚师长不同于三公，故有特殊的上事仪，又分析其礼仪的变化从尚书省长官后期职权地位的总体下降出发，的为确论。但是上述事实说明此仪在仆射职权地位已然下降的武则天和唐玄宗时代就是不寻常的殊礼，关於仆射上事坐受四品官拜的争论在元和以后反覆出现并重定，则显然并不能完全以此为缘由。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一书涉及这一问题，提出应将仆射仪的变化作为“唐代后期礼制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来对待。笔者认为若想进一步了解礼制变化的原因，即必须对其过程重加辨析。而重温史料得知，唐后期仆射上事仪的争论和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削落――恢复――削落的三个起伏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元和初，《旧唐书》卷一六九《王?传》称宝历中论礼，中书门下两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由於史载伊慎从义武节度使入迁右仆射是在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十二月或元和初，因此削去旧仪至迟不过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据前揭史料元和三年裴均虽然依旧举行上仪，却已将单纯坐受拜削减为“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阶答拜”，而仍遭到非议。至元和六年，仆射上事究应行何礼的问题遂引起更大争论。《唐会要》卷五七《尚书仆射》记其年十月御史中丞窦易直奏：
制度的多次更定，说明仆射上事仪的实行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它也是唐后期受到关注最多的上事仪。
与宰相、尚书仆射同受重视的还有御史台长官大夫、中丞的上事仪。但其上事仪重在受外官参拜，由於与仆射仪相关，本文将在下面再进行论述。
中古之际官员的上事仪是属於五礼嘉礼中有关朝仪的部分，也是朝廷根据官位轻重高低对内外大臣给予不同待遇和优礼的一项突出内容。在官僚社会日益发展成熟的唐代，此礼不但被作为制度执行且始终受到重视，其中尚书仆射的上事礼尤有其特殊之处。但是中晚唐之际，尚书仆射的礼仪却多次引起争论和非议，其实行中也有不断的更改和反覆,成为令人瞩目的朝廷纠纷之一。对此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地位》一文曾从仆射职权地位的下降方面予以解释。然而就唐后期仆射上事仪的矛盾和变化来说，采用这一说法作为理由是否充分呢？本文试从其牵涉中央地方、内外复杂关系的角度重新予以探讨和剖析，进一步追寻礼仪产生和消亡的真正原因。
根据这一奏文，敕旨遂有“仆射实百僚师长。国初为宰相正官，官秩至崇，仪制特异，近或勋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列上?，旧章下替，昨令参议，颇为得中，宜付所司，永为定制”的批示。这次不但明确规定“御史中丞以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在拜官仪式上，也使中丞大夫对仆射实行如同中丞以下对御史大夫的参拜仪，基本恢复旧制，与元和精神适足相反。
大和三年何以会有这次重定仪制，《唐会要》未言具体原因。所知是到了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则进一步明确“仆射上仪，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罗拜阶下”的“故事”。解释“元和七年杂定仪注，全无受拜之礼”原因是“当时盖以仆射非其人，所以杀礼”，故而以为拜官礼“祗合系官之轻重，不合为人而升降。[仆射]受中丞侍郎拜，则似太重。答郎官以下，则似太轻”；决定“令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台六品以下，并郎官，并望准故事，余依元和七年敕处分”，所谓御史台六品以下，已不包括五品的御史中丞，是唯独御史中丞依元和七年仍行不拜之礼，此折中之议获敕旨允从，但事实上或有出入。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证，窦易直曾於宝历末及大和中先后任右、左仆射之职，而大和四年九月，正为窦易直由山南东道节度使入迁左仆射之时。由前揭《窦易直传》所说“及易直为左仆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礼”，是窦易直仍行旧仪。或会认为此仪注即窦易直所定，但是《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称
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书代王播，复统盐铁，政益刻急。岁中，进尚书右仆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职，耻为之屈，奏：“仆射视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独拜。”涯怒，即建言：“与其废礼，不如审官，请避位以存旧典。”帝难之，诏尚书省杂议。工部侍郎李固言谓：“《礼》，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长沙领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避正君也。大夫于献不亲，君有赐不面拜，为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国君犹与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别嫌明微也。议者谓‘仆射代尚书令，礼当重。凡百司州县皆有副贰，缺则摄总，至着定之礼，捷尔特电动车加盟是骗子项目吗纯属污蔑，则不可越，仆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开元礼》，京兆河南牧、州刺史、县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礼、令相戾，不可独据。”又言：“受册官始上，无不答拜者，而仆射亦受册，礼不得异。虽相承为故事，然人情难安者，安得弗改？请如礼便。”帝不能决，涯竟用旧仪。
得知所谓礼仪的原则虽然是官卑者拜高，但必须是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且限於本司“相统属者”内的所谓“隔品”拜礼，而根据《开元礼》前条规定有“卑官俱再拜”后的“初上者答”，则上事的高官也必须对卑官有回拜的礼貌。拜礼后再由“本司引入升诣座前，本司取印及职掌，以次进置於座上之案讫。本司引案降出，诸司以次谘判三条，事讫，俱兴，立於座后。赞礼者引初上者还后堂，以外降出，设会如常仪”，也即实习一下处理公务的过程，长沙领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最后甚至还要“设会”即举办宴会，这才算上任结束。
唐朝官员走马上任由於有此仪注，故又称为“礼上”。《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定传》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宰臣郑覃拜太子太师，欲於尚书省上事。定奏曰：‘据《六典》，太师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礼上。’乃诏于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同书卷一六九《王?传》：“?子遐休，直弘文馆。李训举兵之日，遐休於馆中礼上，同职驾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为乱兵所执。”《旧五代史》卷七八《晋高祖纪四》记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五月辛酉，御史台奏：“省郎知杂之时，赴台礼上，军巡邸吏之辈，咸集公参，赤县府司，悉呈杖印。今后年深御史判杂上事，欲依前例。”可见官员上事的所谓“礼上”之制，唐后期五代始终实恐龙。而中央长官的上事仪尤受到重视，如宰相的上事仪：
《旧唐书》卷一七九《孔纬传》记
纬家尚节义，挺然不屈。虽权势熏灼，未尝假以恩礼。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恃恩颇横，不期年领浙西节度使，俄加平章事。谢日，台吏申中书，称天武相公衙谢，?例班见百僚。纬判曰：“不用立班。”顺节粗暴小人，不闲朝法，盛饰趋中书，既见无班，心甚怏怏。他日因会，顺节微言之，纬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来班见，宰相以辅臣居班动之首，奉长之义也。公握天武健儿，而於政事厅受百僚班见，意自安乎？必若须此仪，俟去‘都头’二字可也。”顺节不敢复言。其秉礼不回，多此类也。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亦载此事
（大和）八（按八当为六之误）年，代宇文鼎为御史中丞。时李程为左仆射，以仪注不定，奏请定制。先是，大和三年，两省官同定左右仆射仪注……至是，因李程奏，汉议曰：“左右仆射初上，受左右丞、诸曹侍郎、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谨按《开元礼》及《六典》，并无此仪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为仆射师长百僚，此语亦无证据，唯有曹魏时贾诩《让官表》中一句语耳。且尚书令是正长，尚无受拜之文。故事，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号三独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圣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纵有明文，尚须厘革。故《礼记》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况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为不可。《仪制令》虽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并不行。盖以礼数僭逼，非人臣所安……时程入省，竟依旧仪，议者以汉奏为是。
由此而知，前揭元和六年窦易直的上奏显然起因于郑余庆所定仆射“不与隔品官亢礼”。所谓不与隔品官抗礼，也即仆射上日凡遇到低於自己两级（不管是不是属於本司统属之下）的官吏致敬，就应受其拜礼的旧制。御史中丞在唐后期已经是御史台实际长官，在职事的要重方面已经超过仆射，窦易直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反对行此礼，故有是奏。这样便使争执告一段落。因此以元和年间为代表，仆射上事仪基本上是以恢复开元礼和削落仆射拜礼“旧仪”为趋势，为主线。而所谓依三公上仪大概也是只取消坐受四品官拜其他则不改。《旧唐书》卷一二九《韩?传》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左仆射，赴尚书省上事，命中使宣赐酒馔，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春正月丙申朔）宰相崔珙、陈夷行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
内容提要:本文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仪为中心，探讨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礼仪,认为仆射的上事仪安史乱后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徵性礼仪存在，因此围绕仆射礼的实行，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重定。而仆射礼的实行虽源於仆射在唐后期作为宰相出入和节度使兼衔的实际作用，但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包括宰相、仆射与御史中丞在内的中央长官的上事仪事实上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内外关系方面的立场和用意，而仆射与御史中丞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尤体现了政治关系影响礼仪地位的发展变化。
也即决定取消仆射上事“独受侍郎中丞等拜”的殊礼，仍“依三公上仪”。结果这件由太常礼院及兵部尚书王诏（绍）等三十三人连署的奏文得到皇帝“制可”，成为一时的依据。《五代会要》卷一四《左右仆射》载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八月，中书门下奏称“又检《礼阁新仪》，并不载诸品大臣上事礼例，唯仆射初上见群僚轻重之礼”。按据《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记李汉奏关於仆射上事，“元和六年七月，诏崔?、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韦公肃等同议其事，理甚精详。今请举而行之，庶为折衷。”是韦公肃元和中曾参议其事，前揭《旧唐书?宪宗下》所载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书省重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事，即其结果。《礼阁新仪》一书所记应为当时定制。
这次争论仆射上事仪的起因是什麽呢？《旧唐书》卷一六七《窦易直传》称
然元和中，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不与隔品官亢礼。易直时为御史中丞，奏驳余庆所议。及易直为左仆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礼，时论非之。
（裴耀卿）天宝初，进尚书左仆射，俄改右仆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剑佩，博士导，郎官唱案。礼毕，就耀卿听事，乃常服，以赞者主事导唱。林甫惊曰：“班爵与公同，而礼数异，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纷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惭。
“因循?驳之制，每致沸腾之意”说明当时的争论不但经常，而且激烈。针对窦易直所奏，礼官太常卿崔?、博士卫中行等召礼官参议，均赞成其说。提出“按开元礼，有册拜官上仪，初上者，咸与卑官答拜。今左右仆射，皆册拜官也，令（宜？）准此礼为定。伏寻今之所行仪注，其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据，斯乃越理随时之法，有司寻合厘正，岂待议而后革也”。并高度评价开元礼，以为“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所以仆射初上受百僚答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开元[礼]之正文，是有司失其传”。且朝廷规定“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的隔品拜礼并非不答拜，如按照“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的古礼和郑玄注，仆射如不答拜，就是臣其百僚。又按汉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并集都堂交礼。”仆射作为八座之一，也无不答之文。“伏以左右仆射，旧左右丞相也，次三公，[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固非伦也”，请求“约三公上仪，及开元礼而为仪注，庶几等威之序，允归至当之论”。此议送都省详议后，至元和七年二月，左丞段平仲又奏称
谨按开元礼，应受册官初上仪，并合与卑官答拜。又准令文，仆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议（仪？）而尝（常？）与卑僚答拜，仆射上独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国典，素无明文；因循乖越，切在厘革。太常所定仪制，依据三公上仪，其间或有增损，事体深为折衷，酌为永制，可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