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再度扬帆起航。但是，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在民间，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投机倒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乡镇经济如火如荼，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初步运行。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走入深水区，各种层次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单靠“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形势。
在邓小平的钦点之下，从1991年起，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赴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在此后的12年，他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改革走向。这意味着一个新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
要说1991之后的朱镕基总理，我们先回头看看1987年，当时他出任上海市长，在政界朱镕基以决策严谨，行事严厉著称。而在合资公司上海大众的眼中，朱镕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借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些80年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情况。
我们先回溯到1978年的时候，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作为中国的超级推销员奔赴世界各国，邀请欧美、日本等国家到我们中国来投资，但是外国考察团如潮水般的涌进中国，又潮水般的离开。然而，当时有一家外国企业坚定了要在中国发展的决心，这家公司是德国大众。那么引进汽车工业，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在1978年中国领导人心中也是期望已久的事情。
说来很有意思，当年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跑到到德国去引资，往德国的马路上一站，也不知道谁家的汽车好，脑子里知道一个品牌叫做奔驰。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在德国不是奔驰汽车最多啊，而满大街跑的都是高尔夫啊、甲壳虫啊这些大众汽车。他就问当地人这是个什么企业？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企业，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我们的周部长第二天就跑到了大众公司的大门口，对门卫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我要见你们厂长。门卫就傻掉了，听了半天还真是这么一个人，就赶紧打电话进去。接电话的是大众主管技术的一位副总裁，同意让我们的部长同志进去。就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汽车项目搭上了线。
后来德国大众派代表团来中国考察，随团考察的有德国最大的周刊，叫做《明镜周刊》的一个记者。这位记者来到上海看完了之后回去写了一篇报道说，如果大众在上海投资的话，那么他的生产线将建立在一个孤岛上。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的生产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产业配套，从精密仪器到钢铁，到橡胶，到玻璃等等需要大量的工业配套。在当时上海的轿车厂，我们看到的车床都是二战前后设备。然后你在整个大上海地区找不到一个，为1980年代汽车生产线进行配套的工厂。所以《明镜周刊》的记者说，德国大众将在一个孤岛上进行他的生产。
即便如此，大众还是决定进入中国市场。他之所以看上中国，是因为大众在他的战略规划中要进入亚洲，他要跟日本抗衡。所以大众希望在中国找一个点，作为它市场发展的一个基地。所以啊，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大众，不如说是大众选择了中国。当时中国引进汽车产业的第一幕就是这样非常戏剧性的拉开了。
外国的汽车工业进入中国，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引进技术，用市场换技术。然而合资经营这个概念，还并不是大众第一个提出的，而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出的。当时通用汽车董事长墨菲带队来中国谈判的时候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后，李岚清感到新鲜有趣，他把这个想法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最终在1982年邓小平做了一个批示，就是“轿车可以合资”。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在20年代法国留学期间。他的工作就是在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做一个汽车工人。所以他是中国领导人里面。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接触现代化大工业流水线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人。邓小平的眼界是开阔的，所以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他特定的伟大意义的。
有了小平同志的批示，我们与通用的谈判进度立即加快。但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通用的董事会最后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的这个合资提议，通用进入中国的步伐戛然而止。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要在将近20年后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桩。而那个时候，德国大众已经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了。
就在通用汽车董事会对中国说“不”的时候，德国大众正在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判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这个谈判一直谈了六年。1984年10月中国人与外资投资者共同创办的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双方约定，股比为50%对50%这个比例后来被作为产业政策在汽车合资企业中沿用至今。上海大众引进的第一个车型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桑塔纳。
合资协议好不容易签订了，但是中外合作者的日常工作中却充满了磕磕碰碰，大到游戏规则小到基础设施，甚至是一个厕所的设计，两个阵营的看法都是不相一致。
他们讨论厕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是要那种蹲位，而且一个蹲位是可以服务50个职工的，外放听了以后就大摇其头说这怎么行，至少八个到十个人就应该有一个像现在每家都用的抽水马桶。还有厕所里面的照明，我们说用一个灯管就可以了，照亮20平米，没有一点问题，反正也不用看什么东西嘛。但是外国人要求要达到多少亮度，这才是厕所的标准。结果就是，外放大摇其头，中方也大摇其头。我们一听就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厕所搞这么好干什么？所以这两家人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
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不仅需要试探、约定和融合，在某些时刻，它还需要妥协。
到了1987年，最让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马丁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年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要来上海当市长。此前四年朱镕基全程参与了上海大众项目的上马和审批的全过程。在出任上海市长的第三天，朱镕基就来到安亭，对上海大众进行考察。马丁借这个机会向朱镕基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厂区的一条路，叫洛浦路。因为它边上是有一个油漆车间，所以旁边道路上尘土飞扬会影响车间的很多工艺。根据最初的合资协议，这条道路在三年前就应该被封闭掉。但是一直到朱镕基去的时候还是没有被封闭。马丁向朱镕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朱镕基跟他讲说我24小时之内我会把这条路封掉。当时马丁是不相信的。
马丁：“我问我的管理团队，朱镕基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办到？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六七点钟来到工厂，我看到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路上，朱镕基履行了他的诺言。就在短短的24小时，让人印象深刻。”
被卡车横腰拦断的洛浦路见证了中国官员坚定的决心，既然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就应该为他们的进入扫清道路。
还有，最让中德双方头疼的是，桑塔纳的国产化进程实在慢的让人难以接受，1987年当朱镕基来安亭考察的时候，情况还是依然令人担忧。
当时中国政府对汽车的国产化是有规定的，起码要达到40%这个车才能成为国产化，才能在中国长期的生产下去。但是到了1987年了，当时桑塔纳的国产化只达到了2.7%。一个天线、一个收音机一个轮胎是国产的，其他全部都是进口的。
中德双方在工艺方面的差距是明摆着的，拿一个小小的方向盘来说，当时上海轿车的标准只有三个，而德国桑塔纳的标准有100多个，这个标准谁来说了算呢？那就是德国大众说了算。要把这些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送到德国大众，它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进行认证。认证这些零部件质量没有问题了，才能装到车上。你说当时中国人生产零部件质量如何让一个外国人说了算，很多人觉得不合理，卖国啊。这是让外国人卡我们脖子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德国人是最讲精准的，有一句话说，德国人像钟表一样的精准。所以德国人也有一些固执，他提出的质量要求是不会往后退一步的。
我们有国产化的愿望，但是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我们拼命弄出来的一些国产化的零件，想去替代德国大众零件的东西根本达不到德国的标准。所以国产化的进程是非常的缓慢的。
究竟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1987年朱镕基来到上海后，这道选择题摆在了他的面前。朱镕基鲜明的提出，上海大众的零部件，绝对不能搞所谓的“瓜菜代”。一定要坚持德国的高水平。
什么叫瓜菜代？1962年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中国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拿瓜拿菜煮一大锅来代替粮食，这叫“瓜菜代”。朱镕基坚决不允许瓜菜代的情况在上海大众出现，同时还提出零部件体系配套不能打上海牌，必须打中华牌，意思就是要打破地域配套的封闭格局。当时呢就引进了全国的包括航空航天一批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一些工厂，来进行桑塔纳的零部件开发。
1987年上海大众的国产化真正起步，此后几年间，国产化的比例一次次的提升。同样，也是在锣鼓声中，最后一部上海牌轿车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年的小镇安亭如今已经崛起成一座中国著名的国际汽车城。他甚至还拥有自己的F1赛车场。而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样的汽车城在长春、十堰、北京、广州、天津、芜湖都能见到。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
1991年，朱镕基在邓小平的钦点之下去了中南海，这位治国能臣之后将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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