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用了几个月时间把过去看过的一些书又重新翻了一遍，像采撷百花酿成蜜一样，这些书启迪了我在书中的很多思考。
第一本书是《知识分子论》，大家知道是爱德华萨伊德写的，他是最有名的东方学家。
我写《主编死了》这本书时再去看《知识分子论》，我特别能感同身受萨伊德所强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始终站在边缘地带，保持了一种被放逐的心态，为什么始终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这跟新闻人的抱负和立场是非常相近的。
我们希望自己是专业的报道者和批评者，对这个社会，对人类，对我们的现实和现状都有很好的反映，能够传播到大众，这是我们一百多年以来所追求的东西。
但是正如我写这个书的起因，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我们必须要反思传统媒体或者说以主编为中心的编辑部的体系。媒体的权力从何而来？这个权力实际上是我们代言其他人所得，支持我们得到这个权力恰恰是资本，因为在工业时代的时候，如果没有大机器生产，如果没有大规模复制的能力，你是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传播的。
这种大机器的生产能力恰恰是由资本决定的，所以我们的权力是来自于资本，不管这种资本它的属性是什么，不管是国有的，私人的，我们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的新闻人还怎么去保持他的独立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主编陷于一种纠结或者迷茫中，也有人走到了反面，这恰恰是媒体行业和新闻市场里面存在一些内生的问题，这个是我重读《知识分子论》时想到的。
第二本是《大义觉迷录》，这是雍正皇帝编的书。
帝制的时候，皇帝也可以做主编，最终的权力归于皇帝。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在异族统治之下，曾静这个人汉人对当时的朝廷幡然醒悟，痛陈自己的错误，觉得满人统治非常好，雍正是非常好的皇帝。
这么一个精彩的迷途知返的教材，雍正当然不能放过，把他的一些上谕，和曾静写的自白书一起编成了《大义觉迷录》，不仅赦免曾静的死罪，让他到处去宣讲，同时印成了这本书，要求官府出钱，全国每一个地方都覆盖，连台湾这样的地方，也印了1500多份。
后面的事情很有趣，他儿子乾隆继位的时候，马上推翻父亲的做法，除了把曾静和相干的人犯处死，还禁了这本书，老百姓家里的书必须烧毁，结果大陆就给禁掉了。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做主编的时候，他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雍正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去印，可以出版，乾隆则是权力的另一面，决定什么东西不可以出版。
大家都知道，纽约时报的solgan：所有适合刊印的新闻。传统媒体一百多年来，纸质媒体的容量始终是有限的。大家都会说，主编的权力就是让他们关注的东西刊印出来。但另一面可能更重要，主编真正权力是决定哪些东西不能刊印出来。
这一点也被互联网打破了，因为互联网是海量的，适合在互联网上出现的新闻和所有的新闻是等号的，这当然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是他同时削减了主编的权力。这是《大义觉迷录》给我的启发。
第三本是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
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不能把民众的偏好看作是既定的，独立于公共讨论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不能假定每个人的偏好——他对某一个政策的趋向，对某一个公共问题的看法，是先于公共讨论而存在的，他自己已经形成了某种的认识和坚定的立场，才介入到投票当中去。
不是的，民众的偏好恰恰是在公共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甚至是会改变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开放公共讨论，民众就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形成对公共问题正确的看法。
跟互联网比起来，传统媒体的信息流通程度显然差很多，主编如果仅仅凭自己的经验判断一些问题，很难做到符合社会对一些公共问题的真正的认知。如果不能让民众和更多的意见领袖参与到这样的讨论里面来，还是由少数主编决定的话，即使主编再睿智再有能力再有资源也无法做到。
下面一本书是《思考，快与慢》。
作者讲了很多的观点，但最引起我重视的是两个。
一个是关于他系统一和系统二的理论，人的认知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是接近于本能的反映，会很快调用以前储存的经验，一些非常便捷的认知方式马上起作用，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很敏捷，很快速，考试不一定很好，但是应付日常的事情反映特别快，查酒驾了怎么办，碰到车祸怎么处理，这就是系统一非常强的人，但是他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比较有问题。
系统二则需要深思熟虑，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时候有一个认知耗损。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其实并不是大众很庸俗，爱读娱乐新闻，不是的，看八卦的时候我们的认知系统没有什么思考。一旦我们认真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耗损会非常强，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严肃新闻的需求始终碰到一个问题，不是大部分人的素质不高，不是的，有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个，他引用的一个实验，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人是很难从一个抽象的描述中把这件事情和自己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喊口号很容易，联系到自己很难。人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归纳，但是不太容易去做演绎，所以演绎能力不是大多数人经常会运用的一个能力，这恰恰是新闻业的用武之地。为什么讲新闻业要讲故事，新闻业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我相信不会因为互联网存在而消失，主编死了之后，只要你有讲故事的能力，一定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这是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启发。
第五本书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这本书里，本雅明认为大规模的复制，大规模的传播实际上对整个民主进程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反思大规模复制和大规模传播带来的问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媒体业经常运用的二次销售方式。
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十块钱成本制作新闻，不考虑利润，我们就以十块钱的价格卖给新闻的消费者，很多人不愿意花十块钱，我们找到一个方式说，我们还能卖广告，广告收入就是对我的补贴，我可以再补贴给读者和消费者，那个时候我可以卖九块钱，新闻还是我生产成本还是十块钱，但是我价格变成九块钱、八块钱、七块钱……最后变成一块钱。
读者群体飞速扩大，在整个的市场里面，新闻媒体主流新闻媒体形成了垄断。我们谈到主流新闻媒体，我们非常尊敬的媒体都是垄断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他能获得垄断的收入支持他培养出高质量的编辑团队，包养一些高质量的编辑和记者，包括海外的记者。
我们进行这样补贴的时候，看上去扩大了媒体的影响力，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跟随或者说迎合公众，你迎合公众对你的新闻价值的一种低估值，也是一种迎合，是一样的，这跟互联网发生迎合公众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上，传统媒体并不能说互联网是脏的我们就是干净的，恰恰不是。在商业模式上，我相信双方都是在做生意，这个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是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启发。
再接下来一本书就是比较早的，十几岁的时候就看过的一本书，卡尔.波普尔的《无穷的探索》。
我们很多时候讲技术、冲击的技术，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技术，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是我们天生而来的，不是小孩子生下来就有，如果没有父母的教育，我们知道狼孩的故事，他是不会讲话的，语言是后天习得的。
只不过这项技术我们可能很长时间，一千多年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新的技术，计算机语言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强烈，很刺激，甚至是很恐惧。但是我们自身就存在这样的技术，语言就是这个技术，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发生一些交互，所以对未来来讲，我觉得可能是新的技术和旧的技术之间会有更迭，也会有交互，也会有交战，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在人们的内部，这些东西最后的结果会取决于你的人性。
再接下来一本书叫《大而不倒》，是讲金融危机的。
从书的角度来讲不是写的最成熟或最完整的，但是史料非常详细，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雷曼兄弟已经倒台了，也牵扯到其他的投资银行，但是美国政府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两党两会还在冲突，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候财政部长鲍尔森一个人在自己家的后院坐着发呆，老婆问他：你有什么心事，为什么压力这么大？他自言自语：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繁荣完全靠信用建立起来的，如果信用丧失了，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财富系统都是靠信用建立的，当政府信用破产，所有的投资人，持有资本者不愿意相互拆借，不愿意投资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我曾经非常信任两张纸——纸币和报纸。纸币是政府支撑的，政府在纸币就在，报纸则不然，传统媒体逐渐衰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信用的通货膨胀，什么资讯是可信的变成很重要的问题，信用的通货膨胀要靠什么东西去维系？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新闻的价值？我没有很好的答案，希望大家一起去找到这个答案。
最后第八本书叫《深喉》，水门事件那个深喉。
这里面就讲传统媒体在一百多年里面，在揭露黑暗事实，推进社会透明化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直到三年前，美联社的总编在一个讲座中还在讲，维基解秘当然很好，但是作为传统的有品牌的媒体，我们还是得到非常大的信任，更多的线人愿意把他机密的信息告诉你。
我部分的同意他这个看法，在一百多年当中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媒体，只要有品牌，一定会得到尊重，但是有一半我不同意，有品牌的新媒体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有品牌的个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小报也会出大记者，为什么？这个记者个人得到了信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只要你在新闻市场、思想市场、内容市场里面，建立了你、个人的公信力，把你自己传播的每一句话当自己的品牌去做的话，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信任。第二，线人本身也会脱离媒体跳出来，不管是罗昌平还是其他人，不管在反腐败还是其他的社会民主当中都会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个时候紧紧依靠传统媒体中介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