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万维钢(同人于野)著
第一章 怎样杀死海星
传统组织就如同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你很难通过这样的组织赚大钱。分权的产业利润低，只有集权才能获得高利润。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你们是靠一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就让你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市场。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反恐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有人认为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但其实这可以改变恐怖分子的生存环境。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
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他们可以通过支配财富来实施自己的权力，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互相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
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这并不是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
第四章 Holacracy：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合弄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要能够判断各项工作是否符合这个目的。
明确了公司的总目的，公司就可以通过管治会议（Governance Meeting）来根据这个目的把工作分块，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功用。
管制会议定下功用之后，给每个功用成立一个“圈（Circle）”，同时决定每个圈中需要的“角色（Roles）”。圈就是角色的集合。比如客服这个圈里可能需要接电话的角色，维护网络的角色等等。每个角色有自己明确的职责和权力，都写在这个角色的说明书上。
传统公司是人员组织结构固定，把工作往人身上分，而合弄制则是工作职责固定，把人往工作上分。每个圈有一个“链长（Lead Link）”，这是一个具体的人。链长对自己圈的工作没有决定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往自己圈里的角色中放人。他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邀请任何人来填充角色，并且有权在认为一个人没有做好自己角色的时候将其从角色上踢出。所有圈里的重大决策都由这个圈里所有角色参加的管治会议民主讨论决定。而在日常工作中，每个人则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你干什么。你根据自己的角色的职责和权力自己决定干什么。
每个圈的管治会议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圈中再成立“子圈”，规定每个子圈的功用和子圈中有些什么角色，并由链长指定每个子圈的链长。子圈中还可以又有子圈，如此层层嵌套，就如同人体分为器官、组织、细胞等等。每一个圈的管治会议，由直接属于这个圈的全体角色，以及这个圈直接下属每个子圈的一个代表参加。
各层圈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一个圈之内实行民主，但上级圈直接决定子圈的目的和角色功用，而且链长有绝对的人事权。但关键在于，这些管理和等级都是针对工作，或者说是针对角色的，而不是针对人的！
合弄制的一个妙处在于每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角色！你可以是某个高层圈的链长，又同时是某几个低层圈的普通角色。个人并没有固定的职称。如此一来员工没必要畏惧任何一个链长，完全是此处不留爷还有多个留爷处的局面。也许只有在一个角色也找不到的情况下你的这份工作才面临危险。
传统公司中员工想的往往是往上爬，而公司的利益在于把事做成。在合弄制中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传感器，他随时判断公司是不是正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看人们做的事是否符合公司文化。如果发现有问题，他就可以在管制会议上提出来。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用等开会，他自己就可以行动。这种自主权和管制会议上的民主，可以大大减少办公室政治。通过这种机制，适合高层圈的领导者仍然能慢慢涌现出来，但合弄制的主题思想是让更多的人负责，是分权。
第七章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消费文化，“庶民的胜利”
历史上一直都是富人享受安逸，而穷人终日辛苦劳作。但是据2013年出版的Plutocrats 一书（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中译本《巨富》）研究总结，现在富人比穷人累得多。他们工作时间超长，压力很大而且极不稳定。有的富豪认为自己必须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才能跟上世界变化的节奏。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穷人的特权。跟上一代富豪相比，新一代富豪的钱大都是自己赚的而不是继承的，70%以上的富豪的钱都是过去十年挣来的。哪怕是处在人口前0.01%的这些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其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工资和商业，而不是来自纯资本投资。
这样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结合起来，Livingston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提出了四个论点：
·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更进一步，Livingston提出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消费其实比工作更好。不过我必须给他补充一点，他这里说的工作是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工作。人工作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而消费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衣服买回来立即失去交换价值，买衣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 — 凭这一点消费就比工作光荣：为增加社会效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钱！从只知道赚钱养家的工人变成一个消费者，这其实是对人的提升。她开始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就这个机制，就足以给整个社会增加爱心。我们消费，在很多情况下纯粹是出于精神上的追求。往大了说就是追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这是灵魂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广告泛滥、消费文化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有同情心。
第十章 别想说服我
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可以理性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
现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时候了。
有种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
根据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论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两人达成一致。
第十三章 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
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是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这样的君主国来说这相当于是皇室成员。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这相当于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这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
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
《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1.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2.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3.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萨达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经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4.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5.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联盟必须拿到回报，而警察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力量，为什么独裁国家的警察工资反而都比较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领导人来说纵容警察腐败是比直接给他们发钱更方便的回报办法。
事实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业绩而是搞政治。他们必须在董事会安插自己的人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会有亲信的CEO，他们的在位时间就越长。比如惠普女CEO Carly Fiorina因为行事高调和错误收购康柏，现在已经成了IT史上的笑话，但是她在任内做的每个动作都符合权力规则。Fiorina一上台就不断在董事会排除异己，减少联盟人数。而她不顾市场反对坚决收购康柏，正是为了扩大名义选民，进一步冲淡董事会中对自己的反对势力。然后她给新的董事会加薪，正是收买联盟。当然最后因为惠普的业绩实在太差，股价一跌再跌，Fiorina任职六年后被迫在2005年下台。就是这样她仍然得到一笔巨额遣散费。其实Fiorina被赶下台的关键还是董事们都有股票，他们对股价的关心最终胜过了对Fiorina“喜爱”。
因为联盟人数太多，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在新加波不给李光耀的党投票的选区的住房计划会被削减；有些国家存在直接买票的情况，而更高级的做法则是哪个村子投给我的票最多，我当选之后就给哪个村修条路。
独裁体制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
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是越是独裁国家，从首都机场机场到首都市区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为独裁国家征地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
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就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实行民主的另一个条件是最好在这个国家的建政之初，联盟的人数就比较大。
历史的经验表明反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乃至于领导人没钱了按不住联盟的时候，这个国家更有可能突然实行民主。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利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
第十六章 四万年来谁著史
《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一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
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15英寸等雨线”。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争斗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华夏因为雨量充沛而物产丰饶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15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是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种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做吸烟、纹身、吸毒和豪饮这样明显对身体有害的事情？有一个绝妙的解释。如果一只特别强健的瞪羚看到一只狮子正在向它潜行，它最好的策略不是马上就跑，而是向狮子发出一个“我很强，你肯定没我跑得快”的讯号，这样双方都可以节省体力和时间。而这个讯号必须是高成本乃至有害的，才能让狮子相信。所以瞪羚的讯号就是一边慢跑一边弹跳 — 如果它没那个本事，做这个动作是找死，所以它必然有本事。戴蒙德提出，吸烟之类的事情，就像瞪羚的弹跳和雄孔雀实为累赘的大尾巴一样，是一种讯号：我的基因足够优良，乃至于玩得起损害身体。
包括戴蒙德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变化是语言。是某种舌头和喉咙的解剖学改变，使得人类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了。这时候复杂信息的传递才成为可能，而交流导致创新。关于语言在人类进步史上的意义，我觉得凯文·凯利在《技术想要什么》这本书里说得更好：有了语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意识的创造才成为可能。其实语言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思维，射箭的时候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的知识光靠比划很难弄明白它的通用意义。语言能力大概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硬件升级：四万年前的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切素质，用戴蒙德的话说只要有条件，你完全可以教会他驾驶喷气式飞机。
创新与合作，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
第十八章 弱联系的强度：人脉、信息和创新
Granovetter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系”。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
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社交网络多样性越强，经济排名就越高。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我觉得这个研究最巧妙的一点是这样的：它不但比较了我们愿意转发强联系还是弱联系，还比较了两种不同联系的放大效应。强联系的放大效应是6，而弱联系的放大效应是9。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网址，你看到一个弱联系分享给你你再转发的几率，是你自己发现这个网址再分享的几率的9倍。再说白了，就是强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你自己本来也有可能发现；而弱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他要没告诉你你恐怕就发现不了。
人们重视强联系，人们的大部分知识还是来自弱联系。
别跟熟人合伙，已经有统计表明，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也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第二十章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真正能左右成绩的只有一个品质：自控。能管住自己该上课的时候就去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多学习少看电视，这个品质就是学业成功的秘密。
自控需要意志力。实验表明意志力其实是一种生理机能。它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样每次使用都消耗能量，而且用多了会疲惫。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做选择会消耗意志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不愿意做选择。本书提到，商家非常理解这个被称之为“决策疲劳”的原理。买新车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升级配置的选项，而聪明的销售总是让你刚来的时候先对一些花钱少的配置进行选择。等你连续决策到选累了以后，他再向你介绍价格贵或者根本没用的选项，比如要不要来个防锈？而这时候你的意志力已经没办法对抗他的推荐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先易后难的选择顺序，顾客对购物体验的评价往往还更高。
为什么广告要用美女？因为美女，哪怕仅仅是美女照片，都能降低男人的意志力。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常立志”。意志力是一种通用资源，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做一些日常小事来提高意志力，然后把它用在其它事情上。本书提出一个有效练习办法是做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比如你习惯用右手，你可以有意识地用左手。你还可以强迫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书面语的完整句子，而不得出现俚语、省略语和脏话。
第二十二章 工作输给机器人以后
汽车和电车出来彻底解决了马车带来的所有问题。所以魔鬼经济学家乐观地告诉我们，也许将来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危机。
在整个超过20万公里的测试中，这些智能车只出过一次轻微事故，而且还是人类司机代驾造成的。一言以蔽之，自动驾驶系统不但能够取代人类司机，而且应该取代人类司机。鉴于高达93%的碰撞事故都是人的原因导致，采用智能车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不但如此，既然人工智能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汽车，公路上两辆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在高速状态下保持得更近，从而大大缓解交通拥挤。也许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让人开车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 用Google自动驾驶项目的负责人话说，”The fact that you are still driving is a bug, not a feature.（你仍在开车这件事是个错误，而不是功能）”
在MIT的两个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的新书《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作者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但即将，而且正在导致大规模失业。
传统上的”高端”职业也会被淘汰。美国一个放射科医师需要十三年的专业训练，他可以拿到超过30万美元的高年薪，可是现在最新的模式识别软件可以做绝大多数他能做的事情，所需花费不到百分之一。
使用美国的经济数据，技术进步减少就业这个事实是可以观测到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经济在增长，而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却在不增反退。现在美国公司利润是在历史最高水平。到2010年，公司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投资水平已经恢复到了历史顶点的95%。可是现在美国失业率却仍然保持在9.1%。
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是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产值，而不是就业人数的增加。
《与机器竞赛》这本书指出，在于机器进行的这场比赛中，有三类赢家和三类输家。
1.高技术工人将是赢家，而低学历者将是输家
2.超级明星是赢家，第二名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
3.资本是赢家，劳动者是输家。
此书两位作者很想给读者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点建议。
机器还不擅长的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感和创造性。对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学点艺术，学点创新，学点领导力，学点企业家精神。与其跟机器竞争，不如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利用机器的人。最后，既然第二名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开辟各种细分市场，在一个新的小领域内当第一名。
就算是对那些排在社会前面20%的人，那些跑赢了机器的人来说，高失业率也是个坏消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亨利福特二世领着汽车公会主席参观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福特自得地跟工会主席开玩笑：”你打算怎么让这些机器人给你交会费呢？”是啊，你们不是罢工么，你们不是要高工资高福利么？这回我全换机器人你还能怎么办？但工会主席毫不迟疑：”你打算怎么让它们买汽车呢？”如果80%的人都没钱，你们20%的生产力再强也没用。
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年轻人将重新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通过操作机器人的手和关节来完成生产。”他没说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工人可以变成工程师。其实富士康的工会主席 — 如果富士康真有工会的话 — 也可以问问郭台铭他打算把机器人生产出来的iPhone卖给谁。
也许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世界上的总工资买不起世界上的总产品。也许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的朋友。
第三十二章 用癌症换核电的哲学计算
核电站也不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你可能会获得一次常规当量的爆炸，像动作电影里一样，几个房子被炸毁，但绝不是原子弹。因为原材料纯度远远不够。
一次核电站事故总共可以增加多少癌症患者。这个数字很难算，但我们有三个历史上的例子。
1.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据估计，在原子弹的10万幸存者中，平均每人受到的辐射剂量大约是20雷姆 — 也就是说每人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0.8%。这相当于10万人中有800个本来不应该死于癌症的人最后死于癌症。这10万人中本来应该有至少20000人死于癌症，现在变成了20800人。
2.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非常之差，甚至没有一个有效建筑把反应堆隔离一下。这导致被事故直接影响的3万人平均受到的辐射剂量是45雷姆（高于原子弹），他们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1.8%。这意味着3万人中有500人得了不该得的癌症。
3.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事故。这个核电站按今天标准也不行，如果设计的更合理一点，事故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个事故增加了多少癌症呢？计算表明是，一个。实际上，2002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三里岛居民的癌症率根本就没有显著增加。更有意思的是三里岛核电站所在地因为土壤里存在天然铀，其辐射本底本来就高。三里岛附近居住的5万居民，就算没有核电站，也会有60人因为死于天然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癌症概率，只看辐射国家辐射标准的话，你就丧失了在不同癌症之间权衡比较的权力。一个辐射超标但是空气清洁的城市是不是比一个空气污染但是辐射达标的城市更安全？实际上，丹佛附近的天然辐射剂量就超过国家标准。一个丹佛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差不多正好比一个纽约居民高1毫西弗。然而丹佛的癌症发病率低于美国大部分地区。
哲学
现有的核电站，更不必说在建的核电站，其安全水平都绝对超过切尔诺贝利。这次日本地震产生的核电站癌症能有多少？要知道切尔诺贝利的上限才4000人。现在我们用最保守的估计，假设全世界的核电站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切尔诺贝利水平的大事故，导致4000人死于癌症。那么每年因为核电站而死于癌症的人将是400人。
说假设现在有10亿人正在轻微地头疼，如果你杀死一个无辜者，那么这10亿人的头疼立即就能好，请问你杀还是不杀呢？
我猜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不杀。具体到核电站，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宁可不要核电也不能牺牲四百个无辜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牺牲是值得的。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于煤矿。更不用说因为烧煤产生的污染，导致的各种病症只会更多。而烧煤，正是为了发电，这就是中国目前发电的绝对主力：火力发电。我们用着拿别人生命换来的电，心安理得。跟火电相比，核电就好像民主制度一样，虽然也不是个好的发电方式，却是“最不坏”的发电方式。
第三十三章 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
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
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1.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2.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3.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4.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
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
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
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
上策：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
中策：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
下策：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这个有点难）
第三十七章 从Web 2.0到推荐引擎2.0
有一个东西可能成为未来几年互联网公司的新主攻方向：推荐引擎。我预计推荐引擎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其中也有困难。
首先，“炼成”一个好的推荐引擎需要大量的真实交易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各公司保密，是一种稀缺资源。Netflix 是为了举办100万美元的优化大奖，才公开了部分用户电影评价数据。Pandora 是自己采用劳动密集型的做法雇人给每一首歌设定属性，而且费时多年才开始盈利。很难想象淘宝或者当当能把自己网站的交易记录交给一个第三方公司研究。更重要的是，推荐引擎技术很难山寨，它不仅仅是一个编程的问题，而必须请统计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合作研究。
早期的互联网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它使用了互联网；中国在2005年爆发出来的 web 2.0 公司，最大的不同也许仅仅是一个好主意；而现在则到了需要核心技术的时候。也许那个大学本科退学生，甚至高中生想起来一个好主意，写几个月程序，然后就能拉到风险投资说创业就创业，说上市就上市的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
从 web 2.0 到推荐引擎2.0，是互联网公司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进化。
第三十九章 怎样练习一万小时
1. 只在“学习区”练习
真正的练习不是为了完成运动量，练习的精髓是要持续地做自己做不好的事。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学习区”。只有在学习区里面练习，一个人才可能进步。有效的练习任务必须精确的在受训者的“学习区”内进行，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在很多情况下这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教练，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发现我们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2. 大量重复训练。
从不会到会，秘诀是重复。
在美国一所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甚至有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的要求，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练习。职业的体育训练往往是针对技术动作，而不是比赛本身。一个高水平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时间用于队内比赛，其他都是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
3. 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
获得反馈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给自己当教练。高手工作的时候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小目标，对自己的错误极其敏感，并不断寻求改进。
4. 精神高度集中。
刻意练习没有“寓教于乐”这个概念。曾经有个著名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两个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到1.5小时，每天最多4到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
第四十二章 第四个科学发现范式
所谓科学发现的前三个范式，是第一，实验；第二，理论；第三，模拟。我认为从“硬度”角度讲，这三个范式的重要性一个比一个低。实验是最硬的科学发现，你理论说得再漂亮，宇宙加速膨胀就是加速膨胀，Higgs 粒子万一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这是实打实的东西。而模拟则是实验不好做，理论计算又没法算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你承认我用的方程都是对的，你大约也会承认我模拟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永远都需要实验的检验。
与这三个范式相比，这个“第四范式”的硬度更低一些。它既不能像理论和模拟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你“为什么”，更不能像实验那样明确地告诉你“是什么”。海量数据分析，只能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比如数据分析可以告诉你喝咖啡对降低帕金森症发病率有好处，但是说不清到底是咖啡因的作用还是别的作用。它甚至说不清这种好处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其实“第四范式”的真正了不起之处在于“客观”这两个字。此前，模式识别主要是主观的。是人在经验中发现规律，提出一个主观的假设，再去搜集更多案例来验证这个假设。而现在这个第四范式，则是让计算机自己从海量的数据发现模式，也就是共性，是客观的。这样就允许我们有一些惊喜。
第四十八章数字如潮人如水
有这么一位富有的美国老太太，她的业余爱好是赌博。她经常抱着小赌怡情 的态度光顾赌场，输点小钱从不放在心上。可是如果有一晚上输得太多，她也有可能会痛定思痛从此戒赌。有一个下午她总是输，当她输的钱接近900美元的时 候，一个服务员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看来您今天运气不太好啊。不如就玩到这吧，我们的牛排很不错，要不您跟您先生去吃顿晚饭？算我们请客！”
这位老太太可能连手机都不会用，但是她正在经历另一种数字化生存：她本人被数字化了。这家赌场实时地知道每一位顾客的赌博记录，他们根据这位顾客的年龄，收 入和住址等个人信息以及赌博习惯，可以计算该顾客的 “疼痛点”：一晚上最多输多少钱下次还能再来玩。赌场一旦发现某位顾客今天输的钱接近疼痛点，免费牛排之类的节目就出场了。
政客则可以根据你的一揽子数据判断你支持哪个党，可能捐多少钱，从而实 现精确募捐。商家甚至知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比如 DVD 出租店可以预测你不能按时还片的可能性。
最可怕的是商家可以精确估算每 一个顾客的价格敏感度，从而实现自古以来所有商店的梦想：给每个人看一个不同的定价。据说亚马逊就做过，同样一个商品，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顾客在网站看到 的价格比精打细算的顾客看到的高。在顾客的抗议下亚马逊保证永远都不再这么做了 — 但商家有更好的办法，比如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寄减价券。
但是消费者也可以利用数字反 击。2008 年，微软收购了 Farecast 公司，这个公司干的事儿是帮助消费者对各个航空公司进行数字分析。它使用一大堆数字指标，实时地监测机票价格，然后预测票价的走向。我们都知道买机票并不 是越早买越便宜，但是什么时候最便宜？ Farecast 知道。实际上，它甚至可以卖给你一个价格保险，如果到时候机票价格没降下来，它承担损失。
第五十五章 “北京共识”说的中国智慧
第一个智慧叫做“创新”。
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曾经以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过时芯片的倾销市场，但很快发现中国人只想要最新的技术。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用的种子用新良种，而玉米种子更是每隔 33个月就完全更新。
表面上看，自行车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要崩溃 — 但实际上，自行车只要在动就不会倒。
第二个智慧叫做“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整天谈论 “创新”的，和整天谈论“稳定”的，居然是同一帮人。
第三个智慧叫做“不对称”。这是一个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为了确保独立而保持对强国的作战能力，又不至于陷于军备竞赛的智慧。
相对于全面提升军备水平，中国热衷于“杀手锏”和“点穴战”，追求四两拨千斤。
除以上三点之外，雷默还附送两个小技术。
第一个技术叫做“把目的当成手段”。比如确保对台作战的绝对优势，可以说是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官僚主义都得给解放军的发展让路。
第二个技术是关于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帮中国讨论治理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丢脸的领域，根本就不会理你。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这个小领域放大到整个医保这个大领域，跟中国政府说你想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保计划。中国政府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在中国不足之处与之合作的环境，比直接攻击中国的不足之处要有效得多。
第五十六章 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
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我认为，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对于生活中的小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乐于冒险的时代。现在中国大众最喜欢的一个词不是“稳定”，而是“机遇”。我敢说目前实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机遇”如此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商机”。人们到处寻找机会。机会就是风险。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
第六十章 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
对于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这种想象力，我认为存在两个等级。初级的想象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玩 “What if” 游戏。What if 老鼠会说话？What if 老鼠能驾驶玩具飞机？What if 老鼠能开玩具火车？郑渊洁的想象力就是这个级别的。想要写一个像《指环王》，或者《哈利波特》，或者最近的《阿凡达》，这样有很多人关心的故事来，所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等级的想象力。一种不自由的想象力。
写幻想的世界名著，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自洽”，self-consistent，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正是因为不自由，它的难度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导演拍不出来 Avatar，他们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这种“不自由”的超难脑力和物力。
第六十四章 解决全球变暖的简单方案
所以解决全球变暖的最简单办法是往平流层排放二氧化硫。这个想法并不好听，“排放”，“二氧化硫”，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不是写书的“魔鬼经济学家”，而是位于西雅图近郊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 （IV）公司的几位科学家。
只要每年往北极上空的平流层投放10万吨，就足以解决北半球的变暖问题。这点量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每年已经有两亿吨二氧化硫进入地球大气。
第六十六章 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神话
我听到对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吹捧，是我上大学时候一个教授评价杨振宁，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听到对一个科学家最有创造性的攻击，是在论坛上看有人谈论饶毅，说如果全世界的顶尖生物学家都去中国开会，按排名就坐的话，等到把人民大会堂都坐满了，里面也不会有饶毅。
但素质其实是一个神话。请问中国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小孩，他们上大学会去哪个专业？我猜可能是数学，物理，计算机，经济金融等等，而不太可能去学农业，地质，铁路这些东西。30年前，有那个天才儿童的理想是将来造火车？有哪个奥赛金牌选手想去哈工大？
但是今天中国最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航天工程和高速铁路。前者是追赶到世界领先水平，后者是从2003到2008五年之内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据说现在主导中国航天的科学家平均年龄才三四十岁，我敢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最牛的五所大学。他们当年不是全国最拔尖的高中毕业生。可见是事业成就人，而不是人去成就事业。
人们最喜欢听到的夸奖是聪明，但这种夸奖是危险的。也就是说被夸聪明简直是一种诅咒。但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被人夸聪明，有了点小成就以后就更聪明，成了院士就更不能容忍自己不聪明，在这种心态下，还能干什么事情呢？
第六十七章 不买彩票买保险？
第一，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赢取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第二，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避免损失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10000元乘以0.005%是0.5元，也就是说，这两个机会的“数学期望”只有0.5元。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买彩票。
彩票是不懂概率的人缴的税，买彩票是非理性行为，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第二个问题说的实际上是买保险。我们买保险花的钱一定高于保险理赔的数学期望。否则保险公司就赔了。
购买保险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输不起。
The High Price of Ownership, 说的就是我们总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产生感情，从而高估其价格 — 我们对“失去”的恐惧超过我们对“得到”的喜悦。
第六十八章 抢银行水平的演讲
这套抢银行的系统后来被称之为 “Baron Lamm Technique”：
– 提前几周的准备；
– 首创 “casing”: 去银行踩点，画图，甚至假装记者去了解内部运行；
– 给每个人分工：谁放哨，谁在大厅，谁干金库，谁开车；
– 事先用仓库演习；
– 严格执行时间，规定的时间一到不管拿没拿到钱都必须离开；
– 侦查确定不同天气情况下的逃跑路线，并计算时间；
– 在车的仪表盘上粘贴精确到十分之一英里的地图；
Lamm 把抢银行变成了艺术。从1919 到 1930年，Lamm 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抢了数十万美元。其中1922年在Denver 的联邦造币厂90秒钟内抢走20万美元一役，可能以单位时间抢钱最多而永载史册。这是一套极其成功的，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系统。
这套暴力美学的精髓，是事先不厌其烦的准备工作。所有可能性都要考虑到，一切意外都有预案。最专业的高手从不指望临场发挥，随机应变是外人看见的一种错觉。
我听报告，有的非英语国家的人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对每一张新幻灯片的解说都以“So …” 开头。其实如果他听过哪怕一次自己的报告，都肯定能改掉这个习惯。这种反复的准备练习是值得的。
第六十九章 穷人的普世价值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学校系统。
我国的舆论认为，让孩子处处按规定动作行为，是对人性的摧残。过分的礼貌则无助于养成独立的人格。宽容，自由，平等，这才是普世价值。
但从 KIPP 在美国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很简单，那就是不想再当穷人。哪怕是牺牲个性，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没时间看哈利波特，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集体主义，也不想当穷人。
第七十一章 用强力研读书
1. 强力研读，一本书应该被读两遍，而且只读两遍。好书读一遍不可能掌握精要，反过来说如果一遍就够了，那这本书也不值得强力研读。我们说的思想类书籍，不是什么学术名著，所以再好也没必要读三遍。两遍正好。而且最有效率的办法是读完一遍马上再读一遍。
2. 第一遍是正常通读，只要放松地欣赏作者的精妙思想和有趣故事即可。不要追求读的快，值得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的书才是好书。
3. 在读第二遍的同时写下读书笔记，然后这本书就可以还给图书馆永不再借。
4.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用画“思维导图”的方法来做读书笔记，也看到不少这样的思维导图，这种方法意义不大。这种笔记跟语文课分段总结段落大意没什么区别，半个小时就可以全写完。流水帐式的读书笔记就好像用三个数字来描述一名美女一样无趣。我认为思维导图不是干这个用的。
5. 我习惯完全按照原书的章节给读书笔记划分章节，甚至保留各章的标题。在每一章的开头，写下这一章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各章穿起来就形成了系统 — 不过这种内容提要并不重要。
6. 重要的是一定要确能看出来作者的逻辑脉络！除非你写，否则你甚至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个脉络。
7. 好的读书笔记是不均匀分布的。笔记，是我听说了一个想法之后很激动，必须把这个想法记下来据为己有的行为。
8. 颜色和字体的变化可以起到自动突出重点和分类的作用，使用 Gmail 和 Google reader 非常方便。
9. 因为读书笔记是为了把书扔掉，要注意给将来使用搜索引擎留下线索。也就是说要把关键字，人名地名组织名等记好。万一将来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直接上网搜索背景资料。
10. 强力研读是一种主动式的读书。要在笔记中写下自己对此书的评论，好像跟作者对话一样。我现在的统一做法是把自己的评论全部放在方括号【】中，到时候哪些是书里的，哪些是自己的一目了然。
11. 要随时注意发现书中思想跟其他书的联系，共同点或者不同点。一个真正善于主动读书的人对这种联系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要敏锐地记载下这些联系，关键词是敏锐！如果你不够敏锐，说明你不够主动。
12. 另外我谈谈 Kindle 的使用： 我们看到牛人都喜欢在书上批注。Kindle 的出现彻底改革了这个过程：你甚至可以只读一遍，第二遍不用看书直接写笔记！这是因为当你在 Kindle 上划线和做批注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你划线的句子和你的批注复制到一个叫做 ‘My Clippings.txt’ 的文件上去 — 我们只要直接读这个文件就可以做笔记了。
读书笔记不是书评，是写给自己，而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的 — 可以完全专注于意思，而不必关心文笔。
第七十六章 一个测量一群人的整体聪明程度的简单办法
1987 年的某一天，伦敦《金融时报》刊登了一个很怪异的竞赛广告。这个广告要求参与者寄回一个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获胜条件是你选择的这个数，最接近全体参与者寄回的所有数的平均值的 2/3. 获胜者将获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协和飞机的头等舱的往返机票。
这个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于你必须考虑其他参与者是怎么想的。你应该怎么玩呢？首先，你可能假定人们都是随机地选择一个数字寄回，这样的话平均值应该是 50，那么最佳答案应该是 50 的 2/3，也就是 33.但你应该想到，别人也会像你一样想到 33 这个答案，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 33，那么实际的平均值应该是 33 而不是 50，这样最佳答案应该修改成 33 的 3/2，也就是 22.那么别人会不会也想到这一层？如果大家都写 22 呢？那么最佳答案就应该是 15.可是如果大家都想到了 15 这一层呢？
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下去，如果所有人都是绝对地聪明而理性，那么所有人都会做类似的分析，最后最佳答案必然越来越小，以至于变成 0。鉴于 0 的 2/3 还是 0，所以 0 必然是最终的正确答案。
刊登广告的其实是芝加哥大学的 Richard Thaler. 他收到的答案中的确有些人选择了 0，但平均值是 18.9，获胜者选择的数字是 13. 这个实验的意义就是要说明，很多人是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理性的。
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用来测量一群人的理性程度。平均值越小，说明参与测试的人越理性。如果《金融时报》的读者选择的平均值达到了 18.9，我估计一般的报纸可能就更差了。
第七十九章 经济黑帮的大算计
现在的经济学家认为 talk is cheap. 为了平息以上争论，世界银行出了（至少）540万美元，给一个叫 Ben Olken 的年轻人去就这个问题去写篇博士论文。他的做法是到印尼找 600 个村庄做实验：给每个村庄 9000 美元让他们给自己村子修路，等路修完后再派专家评估每条路实际花了多少钱，以此判断有多少钱被村里的基层官员贪污了。
这个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把 600 个村庄随机地（关键词：随机）分为三组：对第一组，告诉村官说路修好后上面要来检查；对第二组，把权力交给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来监督工程质量；第三组是控制组，没有任何防腐措施。
哪种反腐方法好使？结果控制组贪污了30%的工程款，被警告会有检查的组只贪污了不到20%，而“民权组”贪污的几乎和控制组一样多。看来对印尼基层官员来说，上层的力量比村民民主要有效的多。
中国的走私规模到底有多大？赖昌星只是冰山一角么？其实很容易测量。只要从中国和香港的公开贸易统计数字就能算出来：这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进口要缴税，而出口不必。所以公司会如实上报出口数字，而会为了避免关税少报进口数字。只要比较香港的对中国出口，和中国的从香港进口这两个数字就可以了。数据证明走私很严重，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更有意思的事实是不同货物的走私量和关税直接相关，经济学家甚至总结了一个公式：关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走私额度就会增加3个百分点。这样算来，如果关税已经达到了30%，继续提高关税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更多的走私会使你实际收到的税收减少。既然如此何必还制定那么高的关税？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但也可能是官员故意制定这样的高关税来让走私者给自己行贿。所以走私与腐败密切联系。但此书的精彩之处在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从比较中港进出口不同数字，可以进一步看出走私的细节。走私的真正做法并不是瞒报商品的数量，而是把高关税的商品（比如鸡肉）当成是低关税的类似商品（比如火鸡肉）进口。海关检查的时候很难分辨类似商品的不同类型，比如说有机的鸡肉产品和一般的鸡肉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关税可能相差极大。
既然如此，反走私的最好办法显然是给类似的商品制定相同的关税！但这一点居然很难实现 – 就连美国政府都做不到。美国的钢材市场就是关税混乱的代表：对于几乎相同的钢产品，关税居然能有几分钱到几百元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官僚，历史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美国钢材进口者使用类似的 “鸡肉变火鸡肉” 手段，把高关税钢材说成低关税钢材进口。美国的羊毛衫进口关税，男式是18%，女式是32%！显然有人从这个差异中受益。也就是说，走私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走私者的贪婪和海关官员的腐败，更是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国家政策的结果。
第八十一章 帕斯卡的赌博与“不可能”的价值
如果你理性的计算信教还是不信教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选择信教。这个计算最早是数学家帕斯卡做的。现在假设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是50％，那么我们虔诚生活的平均收益是多少？你应该用 0.5 乘以无穷大减去0.5乘以一个小数，结果等于无穷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过一种虔诚的生活呢？
这个著名的计算被称为“帕斯卡的赌博”（Pascal’s wager）。其实就算不会算数学期望，人们也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然现代人已经发展到认为不必过特别虔诚的生活，只要经常去趟教堂，不用太多的代价，就可以在万一上帝真存在的情况下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信教的成本是越来越小，而可能的收益，似乎仍然是“无穷大”。实际上多年前曾经有人对法国人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出于这种“帕斯卡的赌博”的算计而信教。
其实信教就好比买彩票。一张彩票才一块钱，你怎么知道我“不可能”中奖？人们总是希望给自己增加一种可能性。在这种普遍的心态环境之中，我认为那个敢于不要这种可能性的人，才是最酷的。
第八十五章 中国的效率与男人的智商
中国政府说不能给免费塑料袋，全国超市就真得不给了，那些专门靠生产这种塑料袋为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并没有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来阻止这项“通知”的执 行。以前中国政府曾经说汽油产品不能含铅，结果全国的汽油产品就真的不含铅了。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当初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不知道费了多少时间跟利益集团博 弈。目前最先进的核电技术 AP1000，本来是美国公司研发出来的，但美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不停扯皮论证。中国政府说我们先干，结果世界第一个 AP1000 核电站将在中国建成。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高效率。集权体制也许并不见得比民主政府更容易做出正确决定。也许他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定，但他也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平均］而言，集权的得分可能并不比民主好。
我认为集权的效率就如同男人的智商。 姑且认为男女的平均智商完全一样，但男人的智商分布的标准差比女人大： 也就是说有很多特别聪明的男人和很多特别笨的男人，而相比之下女人的智商都差不多。这样一来，如果你要的是最聪明的人，比如说大学教授，那么很显然你得到 的大多是男人。其实监狱里面也是男人多，所以这番言论并没有构成性别歧视。
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男人，我相信一点，那就是如果国家已经很穷，那就值得用集权赌一把。对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做点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而如果国家已经很富裕了，那么政府最好还是老实点。
第八十九章 令人敬畏的泰格伍兹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假设有一个人，他无比严格的执行“要呆在学习区”这个教条，从小到大不停地进步，他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答案是他会变成泰格伍兹。
泰格伍兹挥杆。动作已经开始了。这时候比赛现场突然有异动。比如说有个观众大声喊叫，或者有人突然跑出来。总之这个异动将会干扰泰格伍兹的动作。
泰格伍兹会把做到一半的动作生生停住！然后他调整姿势，重新开始。
普通观众看到这个场面也许没什么，而会打高尔夫球的人看到之后，用单田芳的话说，就是“无不惊骇”！
当我们把一件事练熟以后，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再做这件事就会“自动化”。比如开车，不会开的人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而开熟了的人基本上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开。甚至你问他怎么开的，他都说不清楚。开车这件事已经进入他的舒适区。所谓自动化，就是无意识的动作。
普通人打高尔夫球也会产生自动化。他们挥杆之后就失去了对球杆的控制 — 除非半途有人干扰，然后他们就会把球打飞，或者根本打不到球。打得越多，这种自动化现象就会越严重。而真正的职业高手，绝对不允许自己自动化。比如真正的赛车高手，他在赛道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意识的。中国队前锋也许可以无意识的射门还能射进去，而世界顶尖的前锋，每一脚射门都是有意识的。
一旦你会了，就赶紧进入下一关。把这一关的攻略倒背如流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经常能听到有人吹牛说“我闭着眼睛都能…”凡是达到这个程度的人都废了。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闭着眼睛做事。高手也不会闭着眼睛做事。因为他们的精力都被用于追求更高的技术，根本没时间学习怎么闭着眼睛做低级动作。
第九十一章 公平可能是一种人类的幻觉
四种非理性思维惯性：
1. 人们总是害怕失去，对失去的恐惧超过了对得到的喜悦。
2. 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一贯态度。
3. 人们对公平的感觉其实是非理性的。
4. 从众心理。当一群人都执同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也赞同这个观点。
人们对公平的感觉其实是非理性的。当人们谈论公平，人们往往不计较“结果”是否真的公平，而是在意“过程”是否公平。社会化程度越高，人们越在意过程的公平。
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是，统计表明重刑犯人对其辩护律师的评价，与他最后获得的刑期长短无关，而只跟律师为他工作的时间长短有关。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律师最后是否真的帮了他，只要这个律师表现的很努力为他工作，这个犯人就会感激这个律师。另一本书（可能是 Super Crunchers）说，医生被投诉医疗事故的概率与这个医生实际医疗事故的概率无关，而只与这个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坏有关。
人们根本不在意结果，人们只想要过程的公平。我听说了这些实验和统计结果之后的想法是，这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理论根据吧！
第九十二章 Myth 和 Truth：什么是搞科研
我认为真正的搞科研活动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未知的事实的 -刺探-。
这个动作的细节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先产生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假说，然后用各种方法去验证这个想法和假说。如果验证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就再试验下一个想法。
“想法” – “验证”，这个动作才叫搞科研。其他所有的活动，都是为这个动作服务的。
假设有一个研究生，他工作非常努力。老板交给他的任务，他每次都能完美的完成，然后向老板汇报，去领取下一个任务。他把老板称为“导师”，因为每次都是老板告诉他做什么和怎么做，他的任务是完成。除此之外，他还发挥主观能动性，业余时间看了大量的本专业文献。你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能说出一个123来。请问这样兢兢业业的研究生是在搞科研么？其实是他老板在搞科研。
如果一个科研人员发现自己没想法了，他就要去找别人要想法。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想方设法地寻找想法。他向牛人和导师寻找想法。他向同事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寻找想法。科学家都特别喜欢讨论，因为讨论促进想法的迸发。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实在太多没有办法一一验证，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带研究生了。
第九十七章 国际政治斗争ABC -上-
搞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两条：民主和强权。这两个词看似简单，但如果不清楚地把握这两个原则的涵义，看新闻就会感到非常困惑。
现在欧美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手段，既不是完全科学的计算结果，也不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搞阴谋，而是那些西方政客脑子里世界观的真实反映。为了理解国际政治，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世界观。
我们将会看到，欧美政客脑子中的世界观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统一的。他们在同样的大学里学习了同样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好象中国古代所有官员都是儒家思想一样。民主和强权，是现代，也就是二战以后，西方政治思想中两条最根深蒂固的原则。
-民主-
西方国家从内心深处喜欢跟民主国家结盟，排斥不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而是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民主国家对我们最安全。
现在世界就是民主和不民主这两大阵营。不民主的国家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成为欧美民主国家的真正朋友。而相反，日本和韩国，
尽管其文化背景与中国更接近，却被很多西方国家视为盟友。这种阵营分配跟文化，跟道德没有任何关系，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安全！
你可能会举出无数个论据来说明这种按民主来进行阵营划分是非理性的，但这就是现状，因为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世界观。本文将会在最后部分说明西方政客的这种世界观可能已经落伍了，但此时此刻，这就是事实。
人们普遍详细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是民选的，其媒体只要是自由的，那么其政府决策必然是透明的，就 不至于冷不防对别国发动攻击。而且同是透明的两个政府之间交朋友必然要容易得多。所以在现代国际社会之中，民主不民主这个标签绝对是第一位的敌友划分标 准。
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跟食肉动物一样，其本身的存在对食草动物就是一种威胁，所以西方潜意识之中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把你变成食草动物。所谓推行民主，所谓颜色革命，大体就是这么来的。
-强权-
怎么解释美国对别国发动战争呢？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另一个原则了，那就是强权。
强权就是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并且不让他们做你不想让他们做的事。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追求就是控制别的国家，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定律。
所谓国际政治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它的一切考虑都是次要的。比如西方政治的两大派系，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别的问题上大有分歧，但在这两个大原则上则是一致的。
注意这两个原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说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想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不听你美国控制，美国是拿他当朋友呢，还是当敌人？如果这个国家很小，那么美国的选择必然是“强权控制原则”优先。
再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被美国控制，但是是一个极权国家，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混蛋”，那么美国是否就会把它当朋友呢？答案是“民主标签原则”永远有 效。没有民主标签的国家永远都不会成为有这个标签的国家的真正朋友。这就好比说食草动物永远都不会跟食肉动物交朋友一样，尽管这个所谓的“食草动物”，其 实一点都不比食肉动物老实。
其实“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背后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用吴思的句式应该叫 “元规则”，这个元规则就是“安全第一原则”。在这个丛林世界混，安全是第一位的。相比之下，利益就不是第一位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其实一个国家也没有永远的利益，今天你的利益在这里，明天你的利益可能在那里，只有对安全的需求才是永远的。
未来社会，也许“控制论”因该让位于合作论了吧。基辛格曾经在哈佛大学任教，在他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今天我们两个说的东西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我在哈佛教的那些东西相反！
原则都是用来违反的。但是如果我们都不理解这些原则，我们又怎么能谈论违反呢？
第一百零一章 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三个竞争故事
第一个故事 日本汽车的故事。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在这本书里，Druker 认为 GM 成功的关键是分权。跟当时其他公司不同，GM 的部门经理有很大的决定权，而最高层则很达成度上是扮演一个催化剂和协调人的角色。也就是说，GM 更象是一个松散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GM 为了确保部门经理们决策的独立性，甚至给与他们否决权，并确保每个部门经理都很富有，这样他们做决定就不会为了工资而被高层影响！
Druker 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方法，并建议 GM 实行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分权：比如说因该把权力甚至分给客户！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GM 被激怒了。GM 说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我们的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凭什么还改革？Druker 的思想在美国没有得到接受，于是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这把这一套分权思想教给了日本人。
日本没有因为美国人也没有采纳 Druker 的方案而拒绝他，反而勇于接受这种新思想。日本汽车企业把分权一直分到了生产线。
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汽车的生产线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美国是传统的集.权式管理，而日本，尽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应该更适合集.权，却采用了一系列的分 权管理办法。各个生产线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生产线工人可以并被鼓励向公司提出各种建议，很多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改进方案最后都被采纳了。相比于独.立而民. 主的丰田车厂，美国本土的汽车厂反而成了军.国.主义。日本车厂迅速崛起。最有意思的场面是有的美国车厂质量怎么也不过关，日本公司收购之后，还是这个厂，还用以前的工人，仅仅是采纳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这个厂就活了！于是美国公司反过来跟日本学。
分权这个管理方式是谁的创新？你可以说思想是美国人 Druker 从通用提炼出来的思想。但仅仅有思想不叫创新，敢于用这个思想才叫创新。最后的局面不是日本学美国，而是美国学日本。
我们要说的是那种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商业模式，“根本性”的创新，game changer。这种创新往往具有历史意义，你一旦成功，会有很多后来者向你学习。你不是创新图存，而是引领风气之先。像这样的创新最大的特点，不是“开 放的头脑”之类的优秀品质，而是风险！
第二个故事 质量革命潮流
左右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重要革命是发生在1950到1990期间的日用商品的质量革命。正是因为这场席卷了世界质量运动，我们才得以能够用相当低廉的价格海量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质量革命的思想是谁最先发现的？美国人。质量革命这场潮流是谁引领的？日本。
Joseph Moses Juran 是个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人，他曾经在当时贝尔的一个厂，Western Electric 担任过工程师。当时的世界甚至还没有“质量控制”这个正经的说法，人们认为控制质量无非就是对所有环节严格把关而已。而这种方法是不行的。Juran 的革命性思想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80/20 法则。他认为，质量损失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环节之中，实际上，绝大多数质量损失都是由于少数几个最常见的错误造成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一个统计学家 W Edwards Deming 的支持。1951 年 Juran 出了一本书，Quality Control Handbook，这本书今天看已经是传世经典。这本书说质量控制的办法在于把所有导致质量损失的问题排序，造成最多问题的原因排在最前面。然后你就会发 下只要你改正其中20％的错误，就能解决80％的质量问题。
注意，当时“主流”的质量控制理论是从产品的第一步就开始强调质量，对所有操作过程都严格把关。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在美国没人认同。
但日本人认同。Julian 和 Deming 被邀请到日本讲学，然后他们就留在了日本。50年代之前日本制造的名声可能比今天的中国山寨还差，被认为是低劣的仿制品。结果是日本产品质量大幅跃进，一 直等到日本的摩托车和复印机开始冲击美国市场了，美国人才反应过来。
一直到1970甚至1980年以后，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才开始全面左右西方的质量标准，直接产生了质量革命。
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 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不说创新是落后者的”权利”，而说，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
第三个故事 美洲杯帆船赛
美洲杯帆船赛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比赛。比赛规则很特别，上届冠军的俱乐部自动有一艘船进决赛，而其他各队比赛争夺一个向冠军挑战的资格。此赛事自从1851创办一直到1980年，冠军居然都是美国队。
帆船比赛特别讲究“落后者创新”。1983年美国队首次卫冕失利过程中的一场比赛，给了我们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这场比赛是最后7局4胜决赛的第5场，此前美国队 Liberty 号以3：1领先澳大利亚的 Australia II 号。比赛开始之前人们甚至已经准备好庆祝美国人延续132年连胜的历史时刻了。结果比赛中还是 Liberty 号领先。澳大利亚人一看继续这么玩下去冠军肯定没有了，必须赌一把。Australia II 号变道了航线的左侧，希望能碰上有利的风向。这时候 Liberty 的正确应对策略是什么呢？是跟着变。不管航线左侧风向是否真的有利，只要我们两个的条件能保持一样，那么最后肯定还是我赢，因为现在我领先。哪怕你的选择 是错误的，为了确保胜利我也必须做跟你同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一对一的帆船比赛中不是落后者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学习落后者。然而 Liberty 的船长 Dennis Conner 选择了留在右侧航线！这个看上去很直觉，实则不符合帆船比赛竞争规律的错误使他青史留名：Australia II 号赌赢了，Liberty 再输两场之后，美洲杯冠军终于易手。
所以不是落后者要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要学习落后者。比如你是一家股票走势预测的公司，你们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你预测准确率的年度排名。十个月过去了，你现在排第一。为了保证年底的时候你排第一，这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直接抄袭其他人的预测。
回顾市场上那些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大多都不是由最领先的公司最先提出来的。为什么 Google 自己没有“创新”网络视频，反而是收购 YouTube？ 为什么微软没有 “发明” Facebook? 像 IBM 这样的特大公司并不不以特别能创新而闻名，他们最大的能力恰恰是把那些已经被别人证明是好东西的技术迅速普及产业化。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创新就是承担风险，中国这么大怎么能说赌就赌呢？我们不谈中国可不可以赌，但中国公司可以赌，中国人可以赌。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中国公司不要再整天想着学别人，被人调侃 C2C（Copy to China）。
恰恰是因为中国现在还落后，才要让美国学我们，而不是我们学美国。
第一百零二章 GTD 心法
GTD 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清空你大脑的内存。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分门别类，另外存放在一个逻辑性强而又可靠的系统中去。大脑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记事的。我们的大脑每天耗费太多时间提醒我们该做又没做的事情，应该把大脑从这种思维中解放出来。
第二，把任何任务和项目具体成 actions。树立“next actions” 的观念。不管是什么任务项目，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计划具体化，才能让我们随时把握该做什么。这样一来，在一个给定时间具体采取一个给定行动（action）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且对自己的行动选择有信心。
GTD 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安的来源不是事情太多，而是有很多事情你该做却没有做，你跟人说了你要做却没有做。GTD 就是要确保你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到。
第一百零五章 一脑不能两用
科学事实是人脑的硬件结构决定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脑两用”。人脑不能并行计算。当我们以为我们在进行 multitasking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 switch-tasking。我们的大脑像最土的CPU一样在不同任务之间“轮转”，而不能真正“同时”做这些任务。
正确的做事方法是一心一意，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问，我跑步的时候听评书，这个 multitasking 不是很有效率么？《The Myth of Multitasking》说，这个叫做 background tasking，后台任务。这里的关键是跑步不用动脑子。只要一动脑子，就成了 switch-tasking，就是低效率的。
Switch-tasking 除了自己的低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如果在你跟别人（下属或者家人）交流的时候这么做，心不在焉，是对人的伤害。不管你多忙，你都应该让跟你说话的人感到他是重要的。更何况这种没有质量的交流同样是低效率的。
所以提高工作效率，一定要避免 switch-tasking. 我现在已经做到的包括：
－ 不要像偏执狂一样每隔15分钟就检查信箱。
－ 那些 MSN 之类的聊天工具实际上是玩具，对大多数干事的人来说毫无意义。聊天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
对于一般人，最好的办法也是给他们一个固定的期望。给一般员工一个固定的每周开会时间，会上随便说，会下别找我。
有些人的做法是除了一个固定时间之外一律不接电话，就连客户的电话也不接。但是他们的电话留言提示中会告诉对方我一定会在什么时间回复你的留言。一旦别人对你有了可靠的期望，这些人不会介意你不接电话。
第一百零六章 用事件表取代时间表
我发现建立时间表其实是一个思维误区。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干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像上课那样以固定时间长度为单位。
最可怕的是那些真正执行了这种时间表的人。他们的才华受到了禁锢，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因为他们不是时间的主人，他们是时间的奴隶。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服务员的工作方式。他们把退休人员的生活方式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
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应该首先计划一下今天准备做哪几件事。也就是说要给自己设定目标。
有了目标之后还要制定具体的计划。这里的关键词是“具体”！
以任务为中心工作，最重要的好处是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每天工作结束，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这一天投入了多少时间工作，而是这一天干成了几件事。今天做不完可以明天做，但必须建立“一定要完成这几件事”的工作观。
多大的事情才能算做完成了一件事呢？我认为值得写在笔记上存档的事情才能算一件事。
第一百零八章 魔兽世界与中国的口碑动力学
魔兽世界中的“仇恨”系统的设计不仅仅是增加游戏可玩性那么简单，它显然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时候你没有真正伤害什么人，仅仅是一句话说错就激起了他极大的“仇恨”。明明是别人伤害他更厉害，结果他最恨的居然是你！所以聪明人一定要避免做那些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却输出了很大仇恨的事情。韩国人和印度人从来不曾真正对中国造成什么了不得的伤害，就是平时爱吹几句，结果激起了很多国人的“仇恨”。日本人当初在台湾什么实惠都捞到了，结果一看《海角七号》，台湾人的“仇恨”值还真不大。
习大大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是啊，中国又没输出什么伤害，你们干嘛仇恨我们？殊不知伤害跟仇恨是两码事。
那些最反感G.F.W.的“知识精英”，恰巧就是这些社会节点。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左右 “沉默的大多数”。这就好比说大多数人都对商品价格不是特别敏感，而商店之所以不敢随意提价，是因为有些顾客对价格极其敏感，而这些顾客一旦发现不对，就 会采取行动：他们左右其他所有顾客对你这个商店的印象。
所以“口碑动力学”的关键，不是怎么对付“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怎么对付这些“高端用户”。
腾讯的马化腾，就是一个深刻理解“口碑动力学”的人。我看到他最近的一篇内部报告，说道：
“做产品要做口碑，要关注高端用户、意见领袖关注的点。以前的思路是抓大放小，满足大部分小白用户的需求。但是高端用户这块是真正可以拿口碑的。”
得罪谁，也别得罪“知识精英”。老毛造福了那么多穷人，唯一得罪了的就是这帮精英。老蒋一辈子喊打喊杀，就是不敢得罪这帮精英，结果到现在都有人怀念他。“口碑动力学”，岂可不知乎？
本文结论，就是不要干那些没什么利益（比如说封纽约时报）却造成很大“仇恨”值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事情不要得罪那些“高端”用户。
第一百一十四章 数字左右社会科学
一个叫 Orley Ashenfelter 老兄，其本人根本不是酿酒专家，发明了一个通过葡萄生长环境的降水量和温度预测未来红酒价格的公式：红酒质量 = 12.145 + 0.0017×冬季降水量 + 0.0614×葡萄生长期平均温度 – 0.00386×葡萄收获期降水量
这个公式相当成功。（根据这个公式，1989和1990这两年产的法国红酒质量是最好的，其中1990的更好。）可以想象传统的专家会多么反对这个公式，他甚至不知道怎 么酿造红酒，居然就能预测质量？Ashenfelter 饱受攻击，但事实胜于雄辩，此事的结果是 Ashenfelter 于2006年开始办了一本杂志：Journal of Wine Economics.
传统专家总是看不上统计方法，然而事 实证明，统计方法总是战胜传统专家。两位 super crunchers，Andrew Martin 和 Kevin Quinn，宣称他们可以根据几个变量来预测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投票结果。宾大法律教授传统专家 Ted Ruger 看不过去，双方比赛。一方是统计方法，另一方是83人组成的法律专家团，预测题目是2002年的最高法院表决。比赛背后的深刻内涵是，法律到底是逻辑的， 还是只不过是经验的？使用统计方法的”非专家”们通过分析628个历史案例，给每个法官画了 decision tree 流程图！结果统计方法的预测成功率是75%，而专家团只有59.1%。
让数字自己说话，才是真正的客观研究。
– 人类倾向于过分关注不寻常的事件。比如《Freakonomics》这本书指出，大多数人认为家里有枪很危险，然而实际上是家里的游泳池比Gun对孩子危险100倍。
– 我们还总是执着于错误的信念。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总是只乐于接受那些符合以前的信念的证据。
传统智慧为模型服务，而不是模型为传统智慧服务。
第一百一十七章 西方不行亚洲行?
作者总结了亚洲各国崛起的七条经验。其实这写经验原本就是西方价值，可以视为现代化指南:
－ 自由市场经济
－ 科技
－ 唯才是举
－ 务实，也就是说摆脱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左右
－ 崇尚和平的文化
－ 法治
－ 教育
我感到这七条经验很可能不仅仅是弱国现代化的途径，而是所有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就必须具备的七个特征。事实上，西 方国家正在在这七条中全面后退! 贸易保护，不让学校教进化论，等等。
第一百一十八章 思维密集度与牛人的反击
看博客不如看报纸，看报纸不如看杂志，看杂志不如看书。凡是有这种思想的人，都是极度自私的人。
接受信息的 效率是可以量化的。本文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思维密集度”。比如一个人以正常的思维速度边想边说一个小时，那么听他说这一小时话所能得到的信息的思维密集 度就是1. 然而写文章就完全不同，可能需要经过修改和润色，一个小时写出来的文章，可能别人5分钟就看完了，那么这篇文章的思维密集度就是12.
思维密集度 = 准备这个读物需要的总时间 / 阅读这个读物需要的时间
显然，看一个具有高思维密集度的东西是很令人窃喜的事情。
我写这篇小文费时一小时，所以只要你阅读此文的时间少于1小时，你就赢了思维密集度。鉴于有将近400人通过 google reader 订阅了这个博客，只要你阅读此文的时间超过10秒，我敢说我也赢了。
第一百二十一章 美国共和党的最先进选举技术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有三个基本认识，一般人，甚至包括很多民主党粉丝，可能都不了解。
第一，总统大选，比的不是”当总统的能力”，而是“赢得选举的能力”。
第二，选举不但不是比治国素质，甚至不仅仅是比个人魅力等非治国素质；选举，比竞选技术。
第三，竞选技术里面有大学问。这种学问的高深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 MBA 学的那些什么市场营销手段。其先进的理论包括了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竞选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到了日新月异的程度。
现在有一位 Webster 大学的教授，Art Silverblatt，已经总结了 Rove 的十五条竞选技术：
1. Take the Offensive
2. Attack Your Opponent’s Strengths
3. Accuse Your Opponent of What He/She is Going to Accuse You Of
4. Go Negative, Then Cry Foul
5. The “Big Lie”
6. Appeal to Moral Values
7. Sell the Bush Persona
8. Sell an Adolescent Worldview
9. Exploit the Media
10. Create Straw Issues
11. Employ Surrogates
12. Use Emotional Appeals
13. Rely on Expert Testimonials
14. Rhetorical Devices
15. Use of Language
这十五条的核心观点，就是不要比治国理念，什么经济议题；要靠摆弄选民的感情，利用选民的愚蠢，来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