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送给加西亚－－（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安德鲁·罗文
因为有了这位英雄，阿尔伯特·哈伯德才创作了不朽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
让我们通过这部作品获取一种进取心，在这种追求中获得一种动力。我们自己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为了国家也在所不惜。
——哈里斯
“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
上校迅速答道：“我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中尉，安德鲁·罗文。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他就是罗文。”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忙着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复杂。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仍不会有战争的迹象，但稍稍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但任务迫在眉睫，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使命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拍马车，想和他搭讪，但是他似乎根本没听见。
也许他知道我将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把我送到目的地。我三番五次想让他能听我讲话，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坐在原来的位置，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又走了4英里路，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然后穿过一片沼泽地，进入平坦的西班牙城镇公路，停在一片丛林边上。马车门从外面被打开了，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然后就被要求换乘在此等候的另一辆马车。
真是太奇怪了。一切似乎都早已安排好，一句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一秒钟都没耽搁。
一分钟之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沉默不语，他洋洋自得地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想和他说话的努力也是徒然。我们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来到了克伯利河谷，然后再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加勒比海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默不做声。沿途我一直试图和他搭话，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飞奔。随着地势升高，我的呼吸更畅快了。太阳落山时，我们来到一个车站。
那些从山坡上向我滚落下来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安排牙买加军官审讯我？一看到这幽灵般的东西出现，我就十分警觉。结果是虚惊一场。一位年长的黑人一瘸一拐走到马车前，推开车门，送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他讲着一口当地的方言，我只能隐隐约约听懂几个单词，但我懂得他是在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在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他给我送来吃的喝的，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可车夫却像是一个局外人，对炸鸡、啤酒和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
换上两匹新马，车夫用力地抽打着马。我赶紧向黑人长者告别：“再见了，老人家！”顷刻间，我们便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夜幕中。
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送信任务的重要性，要刻不容缓地赶路，但依然被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所不同的是，阳光下的热带植物花香四溢，而夜晚则是昆虫的世界，处处引人入胜。最壮丽的景观当数夜幕刚刚降临时，转眼间落日的余辉被萤火虫的磷光所代替，这些萤火虫以自己怪异的美装点着树木。当我穿越森林看到这一独特景观时，仿佛进入了仙境。
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便无暇顾及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马车继续向前飞奔，只是马的体力有些不支了。突然间，丛林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马车停了下来，突然一伙人从天而降，我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人包围了。在英国管辖的地方遭到西班牙士兵的拦截，我并不害怕，只是这突然的停车使我格外紧张。牙买加当局的行动可能使这次任务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知道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就会阻止我前行。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军人那该多好呀！
很快我的这种担心就消除了。在小声地交谈了一番之后，我们又被放行上路了。
大约1小时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了一栋房屋前，房间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联络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首先为我们端上来的是牙买加朗姆酒。我已经记不得自己的疲倦，也感觉不到马车已经走了9个小时，行程70英里，人马换了两班，只感觉到朗姆酒的芳香。
接着又有指令传来。从隔壁屋里走出一个又高又壮的人，显得十分果断，留着长须，一个手指显然短了一截。他露出可靠的、忠诚的眼神，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1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
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接着我和军人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我们涉水来到小船旁。上船后我才发现里面堆放了许多石块用来压舱，长方形的一捆一捆的是货物，但不足以使船保持平稳。我们让格瓦西奥当船长，我和助手当船员。船里的巨石和货物占了很大的空间，坐在里面感到很不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走完剩下的3英里路程。他们提供的热情周到的帮助，使我深感过意不去。他告诉我船必须绕过海岬，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无法航行。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正赶上微风，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毫不隐瞒地讲，我在与他们分别后，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捉住，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生命会危在旦夕。我惟一的朋友只有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驱逐舰经常在此巡逻。舰上装有小口径的枢轴炮和机枪，船员们都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遭遇，他们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让我们丧命。
但我必须成功，必须找到加西亚将军，亲手把信交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日落以前一直待在距离古巴海域3英里的地方，然后快速航行到某个珊瑚礁上，等到天明。如果我们被发现，因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即使敌人发现了证据，我们可以将船凿沉。装满砾石的小船很容易沉下去，敌人想找到尸体也会枉费心机。
清晨，海面空气清爽宜人。劳累一天的我正想小睡一会儿，突然格瓦西奥大喊一声，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可怕的西班牙驱逐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他们用西班牙语下令我们停航。
除了船长格瓦西奥一个人掌舵，其余的人都躲到船舱里。船长懒洋洋地斜靠在长舵柄上，将船头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
“他们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也就过去了。”船长头脑非常冷静。
事情果然被他言中。当驱逐舰离我们很近时，那位冒失的年轻舰长用西班牙语喊着：“钓着鱼没有？”
船长也用西班牙语回答：“不，可怜的鱼今天早上就是不上钩！”
假如这位海军少尉——也许是别的什么军衔，稍稍动动脑子，他就会抓到“大鱼”，我今天也就没机会讲这个故事了。
当驱逐舰远离我们一段距离后，格瓦西奥命令我们吊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先生累了想睡觉，那现在就可以放心地睡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睡了个安稳觉。要不是那些灼人的阳光晃眼，我也许还会在石头垫上多睡一会儿。
那些古巴人用他们颇感自豪的英语问候我：“睡得好吗？罗文先生！”这里整天烈日炎炎，把整个牙买加都晒红了。绿宝石般的天空万里无云，岛的南坡到处是美丽的热带雨林，美不胜收，简直就是一幅美妙神奇的风景画，而岛的北部比较荒凉。一大块乌云笼罩着古巴。我们焦急地看着它，然而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风力越来越大，正好适宜航行。我们的小船一路前行，船长格瓦西奥嘴里叼着根雪茄烟，愉快地和船员开着玩笑。
大约下午4点，乌云散尽。金色的阳光洒在西拉梅斯特拉山上，使山更显得格外庄严美丽。如诗如画的风景使我们仿佛进入了艺术王国。这里花团锦簇、山海相依、水天一色，浑然天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在海拔8000英尺的山上，竟然有绵延数百英里的绿色长廊。
但我无暇观赏这些美景，格瓦西奥下令收帆减速，我不解其意。他们回答：“我们离战区越来越近，我们要充分利用在海上的优势，避开敌人，保存实力。再往前走，被敌人发现，无疑是白白送命。”
我们急忙检查武器。我只带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来福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都有这种武器。水手们护卫着桅杆，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是有惊无险。危急关头就要来临，被逮捕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篑。
离岸边大约有25英里，但看上去好像近在咫尺。午夜时分，船帆开始松动，船员开始用桨划船。正好赶上一个巨浪袭来，没有费多大力气，小船便被卷入一个隐蔽的小海湾。我们摸黑把船停在离岸上有50码的地方。我建议大家立即上岸，但格瓦西奥想得更加周到：“先生，我们腹背受敌，最好原地不动。如果驱逐舰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定会登上我们经过的珊瑚礁，那时候我们上岸也不晚。我们穿过昏暗的葡萄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笼罩在天边的热浪逐渐散尽，我们可以看到大片葡萄、红树、灌木丛和刺莓，差不多都长到了岸边。虽然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给人一种朦胧的美。太阳照在古巴的最高峰，顷刻间，万象更新，雾霭消失了，笼罩在灌木丛的黑影不见了，拍打着岸边的灰暗的海水魔术般地变绿了。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船员们忙着往岸上搬东西。看到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很疲倦，格瓦西奥轻声对我说：
“你好，先生。”其实那时我正在想着一位曾经看过类似景物的诗人写下的诗句：“黑暗的蜡烛已熄灭/愉快的白天从雾霭茫茫的山顶上/踮着脚站了起来。”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早晨，我伫立在岸边，不禁心潮起伏，仿佛在我的面前有一艘巨大的战舰，上面刻着我最崇拜的人——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很快我的美梦就结束了，货也卸完了，我被带到岸上，小船被拖到一个狭小的河口，扣过来藏到丛林里。一群衣衫褴褛的古巴人聚集在我们上岸的地方。他们从哪里来，如何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的，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他们扮成了装运工，但在他们身上能看到当兵的印记，一些人身上有毛瑟枪子弹射中的疤痕。
我们登陆的地方好像是几条路的交汇点，从那里可通向海岸，也可以进入灌木丛。向西走约1英里，可以看到从植被中突现的小烟柱和袅袅的炊烟。我知道这烟是从古巴难民熬盐用的大锅里冒出来的，这些人从可怕的集中营里逃出来，躲进了山里。
我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前面有惊无险的话，现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了。西班牙军队正在残忍地进行大屠杀。这些毫无人性的刽子手见人就杀，从携带武器的军人到手无寸铁的难民，一个都不放过。余下的路程将更加艰难，但是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些，我必须立即上路！
这里的地形比较简单，通往北部的地方有一条绵延约1英里的平坦土地被丛林覆盖着。男人们忙着开路。古巴的路网就像迷宫。炎炎的烈日烘烤着我们。我真羡慕一起同行的伙伴，他们身上没有多余的衣裳。
我们继续前行。海和山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浓密的叶子、曲折的小路、灼热的阳光，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里到处是青翠的灌木丛，但离开岸边到达山脚下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并意外地发现几棵椰子树。椰子汁新鲜又凉爽，对口渴得要命的我们来说，简直是灵丹妙药。
此地不能久留，夜幕降临以前我们还要走几英里路。翻过几个陡峭的山坡，进入另一个隐蔽的空地，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热带雨林。这里的路比较平坦，微风吹过，尽管察觉不到，却也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感觉。
穿过森林就进入波迪罗到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靠近公路时，我发现同伴们一个个消失在丛林里，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两人，正想转过身去询问他，却看到他将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出声，赶快拿起枪，然后他也消失在丛林里。
我很快明白了他的用意。耳边响起了马蹄声，西班牙骑兵的军刀声，以及偶尔发出的命令声。
如果没有高度的警惕性，也许早已走上公路，恰好与敌人短兵相接。
我敏捷地扳动来福枪的扳机，焦急地等待事情发生，等待听到枪声，但没有听到。我们的人一个个都回来了，格瓦西奥是最后一个。
“我们分散开，目的是麻痹敌人，不被他们发现。我们都分头行动，假如枪声响起，敌人一定会以为这是我们设下的埋伏。”格瓦西奥露出可惜的神色，“真想戏弄敌人一下，但任务第一，游戏第二！”
在起义军经常出没的地区，人们有个习惯，他们点起火用灰烤红薯，经过这里的人饿了就可以拿起来吃。烤熟的红薯一个个传给饥饿的战士，然后把火埋掉，继续前进。
在吃红薯时，我想起了古巴的英雄们。他们之所以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争取民族解放的强烈信念支撑着他们，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的先辈和他们一样，为了民族的尊严顽强奋战。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能够帮助这些爱国的志士们，作为我们国家的士兵，我感到无上光荣。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我注意到一些穿着十分奇怪的人。
“他们是谁？”我问道。
“他们是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格瓦西奥回答，“他们从曼查尼罗逃出来，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和饥饿。”
逃兵有时也有用，但在这旷野中，我对他们持怀疑态度。谁能保证他们当中没有奸细，不会向西班牙军队报告一个美国人正越过古巴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进发？敌人难道不是在想方设法阻止我完成任务吗？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仔细审问这些人，并看管好他们。”
“是，先生。”他回答。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我下达了这个命令。实际证明我的这一想法是对的，有人的确想逃走去向西班牙人报告。这些人并不知道我的使命，但有两个人引起我的怀疑。他们是间谍，我险些被他们杀害了。那天晚上有两个人离开营地钻进灌木丛，想去给西班牙人报告有一个美国军官在古巴人的护送下来到这里。
半夜，我突然被一声枪响惊醒。我的吊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我急忙站起来。这时对面又出现一个人影，很快第一个人被大刀砍倒，从右肩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人临死前供认，他们已经商量好，如果同伴没有逃出营地，他就杀死我，阻止我完成任务。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些人。
第二天晚些时候，我们才得到足够的马和马鞍。很长时间我们都无法行进，当时我十分焦急，但无济于事。马鞍有些硬，不好用。我有些不耐烦地问格瓦西奥，能不能不用马鞍行走。“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摩，”他回答道，“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他那里。”
这也就是我们到处找马鞍和马饰的原因。一位同伴看了一下分给我的马，很快为我安上了马鞍，我非常敬佩这位向导的智慧。我们骑马走了四天，假如没有马鞍，我的结局一定很惨。我要赞美这匹瘦马，它虎虎生风，美国平原上任何一匹骏马都难以和它相媲美。
离开了营地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山路弯弯，如果不熟悉道路，定然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我们的向导似乎对这迂回曲折的山路了如指掌，他们如履平地般行进着。
我们离开了一个分水岭，开始从东坡往下走，突然遇到一群小孩和一位白发披肩的老人，队伍停了下来。族长和格瓦西奥交谈了几句，森林里出现了“万岁”的喊声，是在祝福美国，祝福古巴和“美国特使”的到来，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到来的。但消息在丛林中传得很快，我的到来使这位老人和这些小孩十分高兴。
在亚拉，一条河沿山脚流经这里，我意识到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这里建有许多战壕，用来保护峡谷。在古巴的历史上，亚拉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这里是古巴1868－1878年“十年独立战争”的发祥地，古巴士兵时刻都在守着这些战壕。
格瓦西奥相信我的使命一定能完成。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攀登西拉梅斯特拉山的北坡。这里是河的东岸，我们沿着风化的山脊往前走。这里很可能有埋伏，西班牙人的机动部队很可能把这里变成我们的葬身之地。
我们顺着河岸，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野蛮地对待动物，为了让可怜的马走下山谷，我们残酷地抽打它们。但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信必须及时送给加西亚。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中时，马遭点罪又有什么呢？我真想对这些牲畜说声“对不起”，但我没有时间多愁善感。
我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旅程总算告一段落。我们停在一个小草房前，周围是一片玉米地，位于基巴罗的森林边缘。椽子上挂着刚砍下的牛肉，厨师们正忙着准备一顿大餐，庆贺美国特使的到来。大餐既有鲜牛肉，又有木薯面包。我到来的消息传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
刚吃完丰盛的大餐，忽然听到一阵骚乱，森林边上传来说话声和阵阵马蹄声。原来是瑞奥将军派卡斯特罗上校代表他来欢迎我，而将军和一些训练有素的军官将在早上赶到。上校下马的姿势十分优美，动作十分敏捷，就像赛马运动员。他的到来使我确信，我又遇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向导。卡斯特罗上校赠送我一顶标有“古巴生产”的巴拿马帽。
第二天早上瑞奥将军到了。他被称做“海岸将军”，皮肤黝黑，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他步履矫健，身姿挺拔;他足智多谋，多次成功地击退西班牙人的进攻;他擅长游击作战，与敌周旋，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多次想抓住他，但都无功而返。
这一次，瑞奥将军派两百人的骑兵部队护送我。这些骑兵训练有素，骑术相当高超。很快我们又重新进入了森林。森林里的小路太窄，时常被树干所阻碍，丛林里的常青藤经常刮破我们的脖子，我们不得不一边骑马一边清理障碍物。向导步伐稳健，着实让我感到惊奇。我通常的位置是在队伍的中部，有时真想追上他，观察他跋山涉水的英姿。他是一名黑人，皮肤像煤一样黑亮，名叫迪奥尼斯托·罗伯兹，是古巴军队的一名中尉。他善于骑马踏过荆棘，穿过茂密的森林。他手拿宽刃大刀，为我们开路，砍下一片片藤蔓，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4月30日晚上，我们来到巴亚莫河畔的瑞奥布伊，离巴亚莫城还有20英里。这时格瓦西奥又出现了，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莫。西班牙军队已撤退到考托河一侧，他们的最后堡垒在考托。”
我急于与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于是建议夜行，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898年5月1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我在古巴森林睡觉的时候，美国海军上将正率军冒着枪林弹雨进入马尼拉湾，向西班牙战舰发起进攻。就在给加西亚送信的途中，他们用大炮击沉了西班牙的战舰，形成对菲律宾首都巨大的威胁。
第二天凌晨我们踏上征途，从山坡上往下骑直达巴亚莫平原。沿途我看到饱经战火的乡村满目疮痍。这些被战火毁坏的废墟，是西班牙军队罪恶的铁证。我们骑马走了100英里，终于来到一片平原。我们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顶着烈日，跨过无数荆棘，来到了这片美丽的土地，虽然它饱受战火煎熬，但依然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一想到我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所有的苦难都抛在脑后。任务即将完成，筋疲力尽的马也仿佛在分享我们急迫的心情。
我们来到曼占尼罗至巴亚莫的“皇家公路”，遇到了许多衣衫褴褛却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正在朝城里冲去。唧唧喳喳的交谈声使我联想到自己在丛林中遇到的那些鹦鹉，他们终于可以返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了。
巴亚莫原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却成了一个只有2000人的小村庄。在巴亚莫河两岸，西班牙人建了很多碉堡，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些小要塞，里面的烟火还没有熄灭 。当古巴人返回这曾经繁荣的城市时，他们便将这些碉堡付之一炬。
我们在河岸列队，在格瓦西奥和罗伯兹与士兵说完话后，我们就继续行进。我们停在河边，让马饮水，准备养精蓄锐，走完最后一段通往古巴指挥官营地的路程。
引用当天报纸发布的消息：“古巴将军说罗文中尉的到来在古巴军队中引起巨大轰动。罗文中尉骑着马，在古巴向导的陪同下来到古巴。”
几分钟以后我来到了加西亚将军的驻地。
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苦难、失败和死亡都离我们远去。
我成功了！
我来到加西亚将军指挥部门前，看到古巴的旗帜在飘扬。我代表我国政府在这样的地方见到加西亚将军，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排成一队，纷纷下马。将军认识格瓦西奥，所以卫兵让格瓦西奥进去了。不一会儿，他和加西亚将军一同走出来。将军热情地欢迎我，并邀请我和助手进去。将军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部下，这些军官全都穿着白色军装，腰间佩带武器。将军解释说：“很抱歉我出来晚了，因为我在看从牙买加古巴军人联络处送来的信，这是格瓦西奥给我送来的。”
幽默无所不在。联络处送来的信中称我为“密使”，可翻译却把我翻译成“自信的人”。
早饭过后，我们开始谈论正事。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我所执行的纯属军事任务，尽管离开美国时总统带来了书信。总统和作战部想知道有关古巴东部形势的最新情报（曾派来两名军官来到古巴中部和西部，但他们都没到达目的地）。美国有必要了解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情况，包括西班牙兵力的分布和人数、他们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性格、西班牙军队的士气、整个国家和每个地区的地形、路况信息，以及任何与美国作战部署有关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加西亚将军建议展开一场美军与古巴军队联合作战的战役。我还告诉将军我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关于古巴军队兵力方面的信息，还有我是否有必要留下来亲自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加西亚将军沉思了一会儿，让所有的军官退下，只留下他的儿子加西亚上校和我。大约3点钟将军回来告诉我，他决定派3名军官陪我回美国。这3名军官都是古巴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了解自己的国家，他们完全有能力回答以上所有的问题。即便我留在古巴几个月，也不一定能做出一个完整的报告。因为时间紧迫，美国越早获得情报，对双方越有利。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的部队需要武器，特别是大炮，主要用来摧毁碉堡，部队还缺少弹药及步枪，他希望能重新武装他的队伍。
克拉左将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赫南得兹上校，约塔医生，非常熟悉这里的疾病特征，还有两名水手将一同随我返回。如果美国决定为古巴提供军事装备，他们在运送物资的远征中一定能发挥作用。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长途跋涉的9天里，我的脑海里一直装着许多问题。我多么希望能踏遍古巴的土地，给总统一个满意的答案。但面对将军的问话，我毅然地回答：“没有！先生。” 加西亚将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建议使我免除了几个月的劳累，为我们的国家争取了时间，也为古巴人民赢得了时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受到了非正式的热情接待。正式的宴会在5点钟进行，宴会结束后，我被护送者送到大门口。我走到大街上，很惊奇没有看到原来的向导和原来的同伴。格瓦西奥想陪我回美国，但加西亚将军没有同意，因为南部海岸的战争还需要他，而我要从北部返回。我向将军表达了我对格瓦西奥和他的船员的感激之情。我以纯拉丁式的拥抱与将军告别，然后骑上马，与3个护卫者一起向北疾驰。
我终于把信交给了加西亚将军！
给加西亚送信的行程充满了危险，与我返回的行程相比也更重要得多。我见识了这个美丽的国度，一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们给我做向导，勇敢地保护着我。但是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西班牙的士兵还在到处巡逻，不放过每一个海岸，不放过每一个海湾，每一条船。他们随时都可能把我当作一个间谍，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面对咆哮的大海，我在想，成功永远不是一次航行。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只有努力才能成功，不然我的使命就会前功尽弃。
返程的路上，同伴们也和我一样担惊受怕。我们小心翼翼地越过了古巴，朝北行进，来到西班牙军队控制下的考托。这是一个河口，停泊着几艘小炮艇，对面有一个巨大的碉堡，里面装着大炮，瞄准河口。
如果被西班牙士兵发现，我们就全完了。但是艺高人胆大，勇敢成了我们的救星。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敌人哪里会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上岸，去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所搭乘的是一只小船，体积只有104立方英尺。我们用这只船航行了150英里来到了北部的拿骚岛，西班牙的快速驱逐舰经常在此巡逻。
完成任务的使命感让我们无所畏惧。由于船无法承载6个人，约塔医生返回巴亚莫。我们5个人将冒着枪林弹雨，凭机智取胜。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风暴突然降临。在如此波涛汹涌的海上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即使原地等候也同样危险。现在是满月，假如飓风把云吹散，敌人就会发现我们的行踪。
但是，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1点钟我们上了船，天空乌云密布，遮住了月亮，敌人无法发现我们。我们一人掌舵，四人划桨。渐渐地已看不见远去的要塞，或者更精确地说，要塞里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在水中艰难跋涉，总算没有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和机枪的扫射声。我们的小船摇摇晃晃，像个蛋壳，有好几次差点颠覆。但水手们了解水性，装在船里的压船物经受住了考验，使我们得以继续航行。
极度的疲倦，无法摆脱的航行的单调，我们几乎要睡着了。
不久，一个巨浪袭来，差点把小船掀翻，小船浸满了水，大家不再有睡意。多么难熬的漫漫长夜啊！正在这时，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钻了出来。
“快看，先生！”舵手们在喊。一种警惕性使我们顿时焦虑不安。难道是一艘西班牙战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又在劫难逃了。
舵手用西班牙语喊着，其他同伴应和着。
真是西班牙战舰？
不是，是桑普森海军上将的战舰，正向东航行去抗击西班牙战舰。
我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一天真是酷热难耐，谁也睡不着。尽管美国战舰出现了，但是西班牙的炮艇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将我们逮捕。夜幕降临，我们5个人疲惫极了，几乎支撑不住了，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懈怠。夜里刮起了风，风力很强劲，波涛汹涌。我们竭尽全力，使小船不至于倾覆。第二天早晨是5月7日，危险总算解除了。大约上午10点，我们来到巴哈马群岛安得罗斯岛的南端一个名叫克里基茨的地方。我们总算可以登陆，短暂地休息一下了。
当天下午，在13个黑人船员的协助下，我们彻底地检查和清理了小船。这些黑人操着古怪的语言，根本听不懂，但是手势语是通用的。小船里装着些猪肉罐头和手风琴。我虽然疲惫到了极点，但依然睡不着，刺耳的手风琴声使我无法入眠。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向西航行时，被检疫官抓住，关到豪格岛上。他们怀疑我们得了古巴黄热病。
第二天，我得到美国领事麦克莱恩先生的口信。5月10日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获释了。5月11日，这只“无畏号”小船驶离码头。
航行到佛罗里达海域可就没那么幸运了。12日一整天无风，小船无法航行。直到夜晚微风吹动，才顺利到达基维斯特。
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塔姆帕，又在那里换乘火车前往华盛顿。
我们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我向作战秘书罗塞尔·阿尔杰作了汇报。他认真听了我的讲述，并让我直接向迈尔斯将军报告。迈尔斯将军接到我的报告后，给作战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推荐美国第十九步兵部队的一等中尉安德鲁·罗文为骑兵团上校副官。罗文中尉完成了古巴之行，在古巴起义军和加西亚将军的协助下，为我国政府送来了最宝贵的情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认为罗文中尉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沉着机智的作风，他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我陪同迈尔斯将军参加了一次内阁会议。会议结束时我收到了麦金莱总统的贺信，他感谢我把他的愿望传达给加西亚将军，并高度评价了我的表现。
他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勇敢地完成了任务！”而我则认为，我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军人应该完成的任务。
不要考虑为什么，只要服从命令。我已经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