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因为我们熟悉的价值观是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许多父母一听到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还会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当然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跟中庸和孝道文化也紧密相关。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再加上中国父母的育子方式,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孩子永远长不大,不知道成熟度跟领导力高度关联,而领导力又是竞争高层职位的重要能力。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不管走到哪,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对长辈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正因为从出生开始的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被持续不断地压抑,被驯化得乖乖的,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成型时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即使想学习了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作声”习惯。
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印度则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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