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无风君（ID:nowindnowave2）梦寐以求坐在山东大学老校的教室里，听到的第一堂课，一位院长级的教授教导说：在这里上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结识全省党政部门的各位同学，这将是你们今后事业发展中的黄金人脉。
他说的是实话，我竟然无法反驳，但略感失望。
十年后，一位山大校友春节期间连续撰文三篇，强烈抵制山东大学迁都章丘，其情也真，可见其对山大的感情之深，深到可以只发泄情绪，而不讲理性与逻辑。因为反对山大迁都，所以丝毫不掩饰对章丘的偏见，力证从经济前景到空气质量都配不上我山大帝国。
这种逻辑摆明了是说自己阳痿，然后换到隔壁老王的家里，也要说老王家其实很破烂，影响前戏。殊不知山大的小树林固然浪漫可人，但章丘绣源河畔，浓郁的章丘大葱熏陶之下，也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多有人间烟火色啊。而且搬迁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可以成全多少“异校恋”的同学们啊！
不得不说，从山大的那位老师，到如今的这位校友，都是时下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山大的名声，终于借自己人的嘴，坐实了学校地位和学术水平连年下降的事实。
山东大学就像当年武林中的全真派，开山祖师王重阳威震武林，“全真七子”也并非浪得虚名，但当你慕名前来，才发现教你武功的却尽是赵志敬之流，学术平平，却官僚习气浓厚，令人失望。
此次山东大学计划迁都章丘，本来的传播都是道听途说，但山东大学官方的沉默，以及章丘本地人的欢呼雀跃，却让这个消息变得令人忧心忡忡。
没有人肯定，也没有人否定。既见不到学校方面的广开言路，也听不到师生校友的理智分析。
大学所象征的精英文化本身已经感染了悲剧性的权力病毒，它所言说的那套道貌岸然的义理与心性之学，与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所展现的权力的傲慢与恶俗嘴脸，形成了极度反讽的喜剧画面。
山大之大与八个校区
百年山大的建校历史起于1901年，其渊源可追溯到1864年创建于山东蓬莱的登州文会馆，其馆主赫士受袁世凯之邀，在济南受命筹办了山东大学堂。这是山东第一所官办学堂，也是京师大学堂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更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
其后的百年间，先后经历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历史沿革，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山东大学“四分五裂”，工、农二院和地矿、政治、艺术三系以及在青岛独立的医学院、水产两系，分别注入山东、吉林、湖北、江苏、河南、上海六个省市，发展成为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长春地质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医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院校。
1954年时的山东大学，也面临着一次主体迁出山东的选择。当时国家有意将山东大学迁往河南郑州，实施过程中，教育部更改初衷，改搬迁为援建，山大时任总务长刘椽携26人前往郑州筹建，两年后的秋天，郑州大学诞生，山大抽调部分文理教师支援。
1958年，山东大学撤离青岛，整体搬迁至济南，选址如今的洪楼老校，从此在“搬迁、建设与政治运动中艰难发展”。
这是一次权力蛮横下的高校搬迁，同时也是中国大学模仿苏联发展模式的时代开启。这种席卷全国的院系调整，如同2000年前后的院校合并，历史功过褒贬不一，但有些院校要么元气大伤，要么后发制人。山大属于哪一类？呵呵。
迁入济南，在那个时代，山大也难得消停。1970年，山东大学理科改建为山东科技大学，校址在济南；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校址泰安，即现在的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曲阜。
1974年，山大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重新迁回济南，至1977年恢复正常招生。
2000年时，新一轮国家层面的院校合并大潮袭来，难以割舍青岛情结的山东大学原计划与中国海洋大学合并，但未被教育部批准，转而兼并了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工业大学，组建了新山东大学。
这一次合并，山大“巨无霸”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杂音不断。
山东医科大学合并前是国家卫生部直属的高等医学院校，前身也是又红又专，由山东省立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院演变而成，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是国内著名的医科院校之一。
山东工业大学早年也与山大颇有渊源，合校前山工大已经跻身于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工科大学，其培养的电力系统人才在全国享有盛名，一度在电力系统里风传“毕业山工大、认识刘振亚，会说临沂话”的人前途无量。刘振亚系临沂人，毕业于山东工学院并短暂任教，去年5月方从国家电网董事长任上卸任。
山医大与山工大的并入山大，让不少人觉得可惜。山东凭空少了一家部属院校和一家“211”院校，更重要的是，许多两校毕业的校友至今对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没有归属感，聚会依然沿用山医与山工的名号。而就是现在，虽都叫山东大学，但山医与山工两校区的学生，仍有少数人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强，与洪楼老校和中心校区的校友鲜有感情交集，谈恋爱的男女除外。
1984年，山东大学在威海地方政府的强力感召下，建立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经过30年的发展和独立招生，山威与山大总校共用一个毕业证书，实现了同源同宗，近两年还短暂出现过统一招生，但很快又改为分别独立招生。同样的，山大总校与山威两个校区的认同感也不高，更像是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血缘但不亲。
2016年，山大青岛校区（即墨）正式启用，政管等6个学院和8个科研机构迁入青岛。
至此，山东大学形成了三地（济南青岛威海）八个校区的宏大办学格局。在前任校长徐显明的规划里，这样的校区格局是仿效美国加州大学，建成“山东大学系统”。众所周知，加州大学没有什么主校区，而是拥有伯克利等10大校区，每个校区都自成一个独立分校。当然了，徐显明卸任后，“中国的加州大学”也成为山大学子自黑的一个梗。
如今，山东大学8个校区总占地面积达到8000亩，其中青岛校区有3000亩，这样的校园规模在中国都数一数二，校区数量仅次于北京联合大学的12个。而6万名在校生的规模，也足以跻身全国前十。排名第一的是郑州大学，7.26万人，与山大是亲戚。
尽管如此规模，在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简称“世一大”，也是校内著名的一个梗）的战略规划中，“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物理空间局促，办学的硬件与某些软环境缺乏吸引力”被写入其中，视作影响创建“世一大”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
实际上，“山东大学系统”建设也已写入山大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但济南六个校区分散在东西南北，主行政系统依然是在山大中心校区，六校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确实割裂了资源，运营成本较高，也不便于统一管理。从这个角度上说，搬迁整合有道理，但依然不是绝对和必须的。“世一大”梦未圆，加州大学也还没学出个样，山大若仓促迁都，势必又添一笑柄。
济青之争与大师凋零
2000年合并之后的山东大学，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驶入发展快车道，相反却是江湖地位的不断下降。早年的山东大学曾是《大英百科全书》所列中国著名大学之一，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声望的16所大学之一，还是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中国10所杰出大学之一。
在最新的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中，QS世界大学排名（2015年），山大位于世界551-600位区间，亚洲116位，全国第21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4-2015年），未进入前400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4年）位于世界第301-400位区间，两岸四地第41位，全国第12位。
按照山大官方认可的排名，2016年10月，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和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研发、发布的《2016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研究报告》中，山东大学世界排名169，被评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在这个排名中，排在山大之前的中国大学有北京大学（25名）、清华大学（30名）、浙江大学（44名）、上海交通大学（65名）、复旦大学（77名）、南京大学（125名）、中山大学（128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64名）、四川大学（166名）。
此次山大迁都章丘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青岛校区建成启用后，山大有逐渐淡出济南的趋势，济南方面有些心塞，使出浑身解数挽留。而山大之所以对青岛情有独钟，原因也是想在青岛重拾辉煌。
山大历史上有两次辉煌时期，一次是1930年代，一是1950年代。两次辉煌时代都是在青岛诞生的，辉煌的标志是大师闪耀，群贤毕至，声誉日隆。山大的学科建设文史见长是在青岛时期；生物学科全国最好是在青岛时期；海洋学科远东第一，也都是在青岛时期。
所以，山大选择回归青岛，不能不说是在拾续当年的根脉。百年山大，并不是百年洪楼，至少有一半的时光是在青岛，而且洪楼老校还面临着与教会的产权纠葛。
但是，真的是青岛的风水比济南的好吗？
我们来深究一下山大的这两次辉煌。
1930年代，山大时称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杨振声。杨学习当时的清华、北大的办学理念，兼收并蓄，广揽英才，一时名家云集。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萧、游国恩等名家大师，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人，这些文学史上金闪闪的名字，都先后在青岛任教或讲学。
杨振声酷爱喝酒，工作之余携众人外出聚饮，三人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而聚会者也是豪华阵容：校长杨振声，教务长赵太侔，文学院长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会计系主任刘本钊、理学院长黄际遇，秘书长陈季超和女诗人方令儒。闻一多为此命名为“酒中八仙”，成为校史美谈，也成就了山东大学的第一次辉煌。
第二次辉煌还是与校长有关。
1946年1月，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委任原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当时的教育司司长赵太侔任山大校长，主持复校。赵延续了当年的办学理念，继续延揽名师，当时首批受聘的教授有老舍、童第周、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等一大批名家，学校整肃一新，雄风犹在，很快恢复元气。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华岗接任校长。在这个时期，文史见长的山大蜚声国内外，既有著名的古典大师“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也有史学巨匠“八马同槽”（杨向奎等八大教授）。山大文史两系名士如林，学术氛围欣欣向荣，《文史哲》学术期刊被誉为中国第一学报。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则打响了《红楼梦》文学公案的第一炮。
有一个好校长，学术领袖林立，不独是青岛，济南也有历史上的辉煌。
现在的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山医大旧址），历史上是著名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1930年代也是齐鲁大学的全盛时期，老舍、钱穆、顾颉刚、栾调甫、马彦祥、吴金鼎、胡厚宣等名家在此执教，尤其是老舍，先后两次在齐鲁大学任教，在济南期间写出了《济南的冬天》、《离婚》、《猫城记》、《大明湖》等名篇佳作。
齐鲁大学的辉煌同样得益于时任校长的林济清，其秉承“尔将释真理、真理并释尔”的办学理念，创新办学思路，大力延揽人才。此时济南的齐鲁大学与国立青岛大学可谓是山东教育界的两颗明珠，熠熠生辉。
如今呢，这样的辉煌在山东大学日渐成为昏黄的记忆。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一所名校要有十余名乃至数十名领袖学者，但从来不缺少名师的山大，近年来师资队伍却日渐凋零。山大在合校后的十年间，破解MD5密码的数学家王小云，著名经济学家、长江学者黄广安等一批知名教授被挖到他校，一个法学院流失的教授也不下十位，山大威海分校曾赖以成名的法学院一度因多名教授出走而一蹶不振。目前，山大排名国内前五名的一级学科，似乎也仅剩下了数学跻身全国前三。
可见，与其抱怨校区面积等物理空间的局促，倒不如反思为何没有留住人才，科研经费、延揽人才的待遇是否落实到位。一个大学，没有了大师级的学术领袖，又何谈一流？
大兴土木与空调吐槽
中国的大学有了钱之后往往用来建大楼，而少有人去算，一栋楼的建设资金可以承担多少学生的奖学金。或许在某些人的眼里，铁打的大楼流水的学生，学生再优秀终不是学校的资产。可一个道理大家都懂，所谓名校，就是花大把的奖学金请来最优秀的学生，然后培养成最牛逼的校友。
对山大的校友们而言，此次山大传言迁都章丘，则预示着山大又将陷入新一轮的大兴土木，而这意味着山大将继续面临着科研经费上的捉襟见肘。
山东大学合并山医与山工之时，山大投资建设了山工刚刚购置的兴隆山校区，以致于当时济南力邀山大去长清大学城选址时，面对5000亩土地的免费蛋糕诱惑，山大限于财力，硬硬地不为所动。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的南门改造一度也是引发非议。这个斜三角形的大学校门，某种程度上也是山大的象征，但2010年前后官方曾试图改造，据说是想改变一下民间“歪门斜道，进门就走下坡路”的说法。
青岛校区的建设共分三期，目前仅完成了一期工程，投资了40亿元，总投资据说70多亿元。而山东大学全年的预算收入也不足80亿，其五年规划的收入增长目标是120亿元。
与新校区建设相比的是，山大学生对自身生活条件未见改善而颇多微词。济南的夏天太热，山大学子在网上争相吐槽宿舍里热成了狗，而空调却只有知新楼里有。
一位山大数学系教授曾公开回忆起山大老校长潘承洞的一段轶事。当时天气太热，校长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学生建议潘承洞安装空调，潘摆摆手说，“开这个头不好，我要是装了空调，所有人就得装空调”。
后来嘛，山大学生都知道的。
山大官方也并非没有认识到。2015年4月，彼时刚刚就任济南市委书记的王文涛到山大调研时，山大校长张荣“提出了学生宿舍改造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希望济南市协助解决”。
近年来，山东大学在学费提高、学分制管理上也引起学生不满，有学生在知乎上吐槽，以山大目前的收费标准，每年学费7000元的起步价已经步入全国五大名校。大家似乎对山大缺钱的现实心知肚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期待也多是空欢喜。
2014年10月，国家教育部巡视组在反馈山大巡视情况时指出，“2008年校内被评定为D级的41栋危楼中目前仍有39栋，包括学生宿舍、教学楼、教工住宅等，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基建投资超计划现象较为普遍；学校在建设规划中没有较好处理建设和民生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巡视反馈中，巡视组还特别批评山大在“学校管理与发展方面，学校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缺乏充分论证、广泛听取意见，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青岛校区建设、威海校区和济南校区的一体化及机关大部制改革，事先没有按科学决策程序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大额资金使用未能贯彻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的要求。学校对附属医院、威海校区、青岛校区监管不到位，存在问题隐患。
同样的，这次迁都章丘的动议，目前舆论纷纷扬扬，但山大的可行性论证和广开言路，却依然不见半分。
教授治校与大学之道
说到创建一流大学，不能不提到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此人有一句著名论断广为人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老先生认为一所大学有三大支柱，一是通才教育，二是教授治校，三是学术自由。
通才教育意味是自由教育，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其感兴趣的专业，满足自身求知水平。在这一点上，山大也是有优良传统的。
著名的史学“八马同槽”之一的杨向奎老先生，文革期间被迫中断了史学研究，他跨行转向理论物理研究，结果学贯文理，发表了多篇研究著作，引发国内外关注，可谓“山大奇才”。
山大著名校友项怀诚，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山大开学典礼上作为杰出校友的榜样。项是山大1956级的中文系学生，一个学中文的人，最后却做到了国家财政部的部长。他是怎么做到的？项自曝原因：当年上学时，他经常跨专业选修数学专业的课程，所以对算账并不陌生哦。
现在由于校区割裂，即使有学生喜欢跨专业选修，也要受制于现实的交通因素。但也并非没有解决之道，互联网技术模糊了这样的物理边界，只是山大在信息化和远程教育上做得还不够好。
教授治校不仅仅是延揽名师，更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民主管理。学校终究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校大小事务还是应当多让师生参与。一个大学是否重视人才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引人才的政策是否足够体面，二是留住人才的诚意是否足够彰显。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山大缔造的两次辉煌，三任校长杨振声、赵太侔和华岗都是挖人的高手。战乱时期的挖人，杨、赵二人动员闻一多等人来青岛时，都是给予了极为宽松的政策，合则留下，不中意可立即“退货”。华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山大校长，他当年为了把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杨振宁的老师）引进到山大物理系，他开出了月薪840元的“高价”，当时比国家总理的工资还高一倍。国家高教部提出反对，华岗召集校委会商议，最后降至750元，束星北依然是中国工资最高的教授。
学术自由就更不用说了。兼收并蓄，自由包容，可以容纳不同立场、不同学术流派的教授共存于一校。民国时代缔造浙江大学辉煌的校长竺可桢说过，“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应当培养一批有自由、独立精神的精英分子，而不是盛产一批言听计从、跪舔权力的犬儒主义者。
没有思想之自由，没有独立之人格，没有文化之驳杂，校园如何培育创新的火种和明天的栋梁？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民主的堡垒，自由的守护神，更应该在介入每次重大事务变迁中推进自由民主的文化与实践。就像这次山大迁都的传言，很多人表示了悲观与失望，但却沉默不语，但不知在山大内部的言论系统里，自由发表意见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质，而不是形式。
当山大搬迁的话题走出校园，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时，习惯性沉默的鸵鸟政策无济于事。悲愤的校友扯上济南乃至章丘“黯淡”的发展前景更是意气之谈。山大的校训是“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养浩然之气的一个表现就是坦坦荡荡，敢于在阳光下正面所有的蝇营狗苟。
在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上，山大能做的就是信息公开，广开言路，让更多的人参与，利弊既要权衡，而得失也不可不听。山东大学，毕竟不只是山大人的山大。
但比搬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明晰“大学之道”，延揽人才和留住人才远远比大兴土木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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