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敬才同志的哀祭诗
诗词，就其本质来讲，应该是一种抒情文学。虽然我们也曾读到过不少优秀的叙事诗篇，但，毕竟，叙事不是诗词的长项。
读何敬才同志的《蓝梦集》，更坚定了我的这一认识。无论是他的“盛世咏叹”、“英杰颂歌”，还是“塞上风物”、“清闲逸韵”，无不是作者的抒情言志之作。而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亲情友情”系列。
“亲情友情”是《蓝梦集》中的一章，内容又分哀祭、唱和、怀念等项。我想重点谈一谈“哀祭”诗。
人有生死，情有哀乐。死是人生的终结，死是人与世的永别，因而为亲属、朋友、同仁、同事，以及周围看到、听到的人的死而动情、感伤也是人之常情。人们表示思念、哀悼的方式有多种，而层次较高，能千古流传的方式则是诉诸文字，多见的是哀挽、祭吊的诗词。在我国，从《诗经》到现代诗词，有数以万计的哀挽、悼念诗词，历时长远，经久不衰，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何敬才的哀祭诗，继承了我国哀祭诗的优秀传统，在内容上丰富多彩，既有表达亲情的，诸如哀念父母的祭吊诗，如《哭送母亲荣归》、《朝山》、《父亲过世》、《金陵怀念母亲》、《山花缅怀母亲》；又有哀悼兄长的悼亡诗，如《哀悼四兄逝世》、《悼念长兄辞世》、《哭三兄辞世》、《秋风》、《十六日夜梦亡兄》；还有抒发友情、哭好友、悲同伴、泣师长的哀伤诗词，如《哀悼天成辞世》、《卜算子.悼文长华》（两首）、《凭吊儿时伙伴》、《哀悼朱敏谢世》、《怀念梅菊》等等。其感情之真切，哀悲之强烈，内容之深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何敬才的哀祭诗，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多种多样，不雷同、不重复。同是表达亲情，《哭送母亲荣归》和《父亲过世》，其写法就各不相同。前者以描叙送葬当日的景色和事件为重点，抒发了作者对母亲深切的感念之情；后者则以惊闻噩耗为开篇，继而追忆父亲生前对子女的教诲并以此为重点，描绘出一幅父严子孝的和谐图景，同样表达了作者深沉的感念。同是抒发友情，《凭吊儿时伙伴》触景生情，由“荒草丛生，坟丘残败”的眼前景象起笔（诗前小序），用“出入闭窑门，晨昏只影顾。生年不惑亡，蒿草没坟土”回顾了儿时伙伴来福孤贫的一生。诗中无惊人之笔，只是冲口而出，自然写成，不雕饰，无夸张，但寓情于事，情事交融，既表达了作者“凄然难禁”的友情，又使读者顿生无限感慨；《怀念梅菊》睹物思人，以“旧书难启泪垂衣”起笔，以“新词偶得给谁寄”作结，中间只用一句“孤苦夜台谁问药”，便将梅菊生前的孤苦哀伤，旧疴更沉的惨境（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语短情长，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何敬才的哀祭诗，虽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艺术手法上，却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
一是景与情合，事与情合，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在意境创造上取得了成功。其表述，有的直露，写泪、写哭，可以说是用泪水写成的。有的含蓄，通过景物描写、事情叙述，情含景中，情在事里，字里行间饱含着悲哀和伤情。“晓惊万树挂琼花，冬日西沉喷紫霞”（《哭送母亲荣归》），“三卷诗书遗宝鉴，终身教诲傲强梁”（《金陵怀念母亲》）表面上写的是景物和事情，骨子里深藏的却是人子对慈母怀念和感恩的一片真情。同样，“秋风瑟瑟树林黄，田路空空绕后庄”（《秋风.2》）和“花红草绿树阴阴，兄长孤身远探亲”（《十六日夜梦亡兄》）表面上写的是景物与事情，但一与“忍与新坟蒿草漫，一掬清泪坠夕阳”和“梦里不知生死别，一声思念泪沾巾”相组合，便使作者对亡兄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情”与“景”是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高明的诗人（或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二元质”巧妙地融合和统一起来，即所谓“意境创造”。宋·张炎《词源·离情》也说：“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离情”是如此，悲悼之情也是如此。何敬才的哀祭诗，将景物、事情的描写、气氛的渲染跟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结合得很紧密，从而创造出崭新而深沉的意境，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是合理用典，使诗词含蓄而又深沉，既“典”又雅。比如《哭三兄辞世》：“……难忘栽培恩义重，每思答报结衔环……”“结衔环”是“结草衔环”的省略。“结草”的典故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年的秋七月，秦桓公出兵伐晋，晋军和秦兵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交战，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相遇，二人撕杀在一起，正在难分难解之际，魏颗突然见一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杜回，使这位堂堂的秦国大力士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魏颗所俘，使得魏颗在这次战役中大败秦师。晋军获胜收兵后，当天夜里，魏颗在梦中见到那位白天为他结绳绊倒杜回的老人，老人说，我就是你把她嫁走而没有让她为你父亲陪葬的那女子的父亲。我今天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原来，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位无儿子的爱妾。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魏颗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颗没有把那爱妾杀死陪葬，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
“衔环”典故则见于《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注引《续齐谐记》，杨震父亲杨宝九岁时，在华阴山北，见一黄雀被老鹰所伤，坠落在树下，为蝼蚁所困。杨宝怜之，就将它带回家，放在巾箱中，只给它喂饲黄花，百日之后的一天，黄雀羽毛丰满，就飞走了。当夜，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并以白环四枚赠与杨宝，说：“它可保佑君的子孙位列三公，为政清廉，处世行事像这玉环一样洁白无暇。” 果如黄衣童子所言，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四代官职都官至太尉，而且都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们的美德为后人所传颂。 后世将“结草”“衔环”合在一起，流传至今，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作者在此处使用这一典故，虽只聊聊两个字，却“少少许胜多多许”，表达了丰富而又深沉的内容和感情，在文字上简约含蓄，在内容上既典又雅。由此可见，一个用得贴切、精妙的典故，不但使诗家词客传出了他的难言的心曲，而且也能唤起我们读者丰富的联想，灌溉着我们精神上的一种高级的情趣；作者的灵心慧性，不仅是给我们增加了文化知识，也浚发了我们的灵源智府。
第三是简约的注释。我们知道，所谓“中华诗词”，实际上就是传统诗词，或曰旧体诗词。由于多年来教育的失误，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也由于传统诗词自身的原因，人们想顺利地读懂并欣赏它，确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对诗词中难懂的地方适当加注，就成了诗人们不应忽视的功课。何敬才同志的诗集在这一点上比较成功。他不但对关键之处用极简约的文字加注，而且还在诗前加序（小引），以交代背景。这是“眼中有读者”的一个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