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讲到了1988年物价闯关的失败。那么翻过年去，到了1989年元旦。全国上下都弥漫着阴郁的气氛，元旦当天《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非同寻常的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在整个1989年，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刚刚萌芽不久的私营经济，当时的个体户停滞不前甚至倒退。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量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万家，减少一半多。就这样，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由于1988年的物价闯关，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改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再度变得非常敏感，很大一部分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质疑的批评文章，从四面八方如连珠炮弹般的射来。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一场规模和力度巨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我们在之前讲年广久的时候提到过这件事情。
整治首先从对私营企业的偷税漏税打击开始，国家税务局下发《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税收秩序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说，加强个体税收刻不容缓，个体工商税收要有突破性进展，要求工商户在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各工商和税收部门则全面出击清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打击偷税漏税的行动。
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他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三年内，我们就拿冰箱行业为例。很多民营计划外企业按规定他们不能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顿钢材，不能在媒体上做广告，甚至都拿不到检测报告。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国产或者进口的原材料。计划外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在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浙江杭州，居然就有66家冰箱工厂，其中有的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而反观计划内的一些国有企业，在得到资源定点扶持四年后，都没有装配出一条生产线，连厂房还没有封顶的都有。这再度说明了国企的改革，还是那个绕不开的死结，明晰产权的问题。
面对物价闯关失败后，经济低迷的1989年，中国并没有像一些西方学者的预料那样经济会全面崩盘。以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为起点，宏观经济从过热转入平稳，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再次成为发展主题。中国经济即将迎来又一次的腾飞。而这一次的飞机头，则是上海。
整个80年代随着中央宣布南方四大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开放，使得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所以80年代就是一个广东人的年代，当时你到中国北方长江流域做生意，你会说一口广东话那时一件很炫耀的事情，粤语歌也是从那时开始风靡全国。广东当时崛起是靠两大产业，一个是食品产业，一个是轻纺服装产业。那么吃的和穿的广东开始服务全中国。
到了90年代，中国的开放重点从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如果说在整个80年代以深圳特区为标志，是一个广东时代。那么从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就是以浦东开发为起点，一个全新的上海时代拉开了序幕。
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上海浦东，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从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开发开放到长江三角洲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不是仅仅把维度向北移动了8度，它实质上是一个高层次的全方位的开发。只有浦东宣布开放，带动上海的开发和开放，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
事实上，邓小平也曾对此做出过自己的解释，他说，考虑深圳开放是因为它对着香港，开放珠海是因为他对着澳门。开放厦门是因为他对着台湾，开放海南、汕头是因为他们对着东南亚。而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成为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十分的巨大。从1990年到2004年，浦东的GDP从区区只有60亿增长到了1790亿。浦东开发区以上海八分之一的人口和十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GDP和工业总产值，创造了上海二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这等于用了15年，再造了一个上海。上海浦东成为了中国金融的核心区，以及跨国公司总部最密集的区域。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的话，那么证卷交易所的建立就是上海经济腾飞的另一只翅膀。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卷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交易所的负责人尉文渊因为激动和劳累，在敲完开市锣之后当场晕倒。1949年建国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1921年上海就成立了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当时远东地区继东京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所。这个时候，从1949年6月10日陈云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之后中国人已经40年没有玩过资本游戏了。
股市及其资本在中国的复活，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基石被猛然击碎。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锣的同时，也为计划经济敲响了丧钟。
不过无论创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忙乱，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上海、深圳两地交易所相继成立，毕竟带来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发展。个人投资意识也从那时候开始显现。
就这样，上海度过了一个从几乎万马齐喑到俨然万马奔腾的马年。当人们告别马年准备跨入羊年的时候，发现百年外滩有了新的看点。他的北面多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证券交易所，而他的东侧则是日新月异天天在长高的浦东新区。
然而，就在人们重塑信心，逐渐的走出经济低迷的时候，由于大家对经济波动仍然心有余悸，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本主义的资，还是姓社会主义的社，“姓资姓社”又一次的称为了争论的焦点。受到舆论的影响，各级政府官员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开始徘徊不前。
历史的使命又再一次落到了已经宣布“完全退出政坛”的邓小平的身上。1991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先后发表了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文中提出要继续解放生产力，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纠结于姓资姓社的诘难。这三篇评论一出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并没有表明思想来源，大家都不知道是邓公的意思。结果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指责和围攻。“皇甫平”事件也成为了邓小平南巡的前奏。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诗篇就是邓小平在那一年给我们留下的，著名的南巡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讲话。当年小平同志南巡的一锤定音，让特区人和改革者如释重负。回首过往，南巡讲话对于决定中国改革的走向，加速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之大，真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一时间东方风来满眼春。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的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些讲话的核心其实便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方视察”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便立刻会有批评和指责的思潮出现。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的思想屏障。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回看1978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5年后，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导下，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
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方视察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那些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惊涛骇浪的1992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加快改革和开放上的姿态让西方人长松了一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再次加快了进军中国的步伐。
回首1978年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的裂变中获得了新生。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之后，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运动终于确立了未来前行的航标，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在之前，人们认为，中国之落后主要在于科技，只要大量地引进生产线和新技术，就能够很快地迎头赶上。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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