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整个国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每个领域都要有与之相关的企业，而且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大型的明星企业，还要去发现一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从而进行扶植，事实上，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只是充斥着巨型企业，充斥着垄断企业，那这个国家的经济绝对是有问题的，毕竟，企业大了，就容易把消费者当做弱势群体，比如2008年5月国际原油每桶143美元，中国油价每升6.3元人民币，7年之后，国际原油每桶43美元，中国的油价还是每升6.3元人民币，但垄断企业没有任何之于公众的解释，也没有任何解释的欲望，此外，大型企业还有策略调整困难、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内耗严重等问题。
与之相对的，中小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现代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就更不要提诸如文化建设等更高级的要求了。事实上，企业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通过不断地盈利，去满足股东、员工、客户、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需求，但不同体量的企业有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巨型企业从来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所有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产品、策略、社会影响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而主导这些变化的，则是企业核心权力，不断地调整和变更。总体来看，健康的企业权力更迭大概分三个阶段：
小型企业：我们富有的是精神
企业创立之初，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时期，企业的规模较小，大家都会专注于具体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往往身兼数职，比如，一个刚刚创办的公司内，常常不会有专门的财务人员，也不会有专门的HR部门，于是，初创公司的掌门人往往是全能型人才，既要懂技术，又要抓管理，还要去谈生意，这是企业最艰难的时代，每天都要面对生存问题，但同时，也是最容易出现英雄的时代，因为当有人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搞定之后，他自然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一些企业名人传记中，这个阶段的故事往往最具有审美性，比如任正非当年为了讨回华为的烂帐，包里常常背着一块板砖；郭台铭去美国拉客户时，每天工作16个小时，住12块钱一间的旅馆；马云就更无须赘述，事实上，阿里巴巴的核心制度就是合作人制度，马云现在火了，但比他更火的是，讲述马云创业时期的视频和文字…...
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企业一般不会出现权力斗争的状况，毕竟，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可争的，大家更容易围绕着“英雄”高效地完成工作，凝聚力也会空前的高涨。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也是全部创业者最容易怀念的时段，就好比一般人喜欢怀念青春一样。
这个时代的企业，虽然内部权力斗争不会太明显，但要付出大量精力去应对外部的挑战，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获取股东、客户的信任，团队成员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完善产品，以期撬动客户的钱包，另外，企业在创立之初，最大的挑战还是来源于融资，特别是在中国，四大行，或者说五大行，总是像跨越障碍一样，跨越中小企业的贷款要求，毕竟，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资金链一旦断裂，则会引发更深重的灾难，比如团队扩张、设备升级、产品试错等等，因无法支付新晋员工的工资，导致很多任务无法按时完成，产品策略也不允许犯任何错误，当企业资金紧张的时候，连样品费用都会成为巨大负担，这还没有考虑因产品策略错误导致的隐形经济损失。
在这种状况下，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再一次成为左右企业前途的重要砝码，只有有魅力的人才能向朋友借到钱。当然，借钱只是个人英雄影响力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创始人的魅力会让团队看到希望，从而催生出坚忍、废寝忘食、忘我奉献等精神力量。
中型企业：尊重制度，善待未来
企业在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之时，一般已经获得了不错的成果，也就是说赚取了自己第一桶金。在这个时期，创始人在企业的地位达到顶峰，权力的欲望开始膨胀，有点像封建社会的皇帝，但众所周知，古代封建社会制度，最该控诉的地方正在于权力的过于集中，缺少必要的制衡机制，从而出现皇帝后宫三千佳丽，百姓无人可娶的情况，而当权力过于集中之时，不但工作效率低下，还有可能把创始人给累死，显然，企业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管理任务就是分权出去，同时，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从而谋求更大的发展。
在企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就必然要面对企业权力争夺的残酷，一些核心的团队成员或因利益分配，或因意见相左，出现忠诚度下降，甚至严重流失的情况，而在这种企业规模之下，创始人已经无法沿用个人英雄的工作模式，毕竟，此时的工作强度和初创时代已然不可同日而语，更聪明的做法，则是创始人分权治理，在制度和用人上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部职业经理人进入核心团队，并逐步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对所谓的“功勋”起到警醒和敦促的作用，协同经理层，制定现代的财务、审计和分配制度，以此获得投资者、客户、乃至员工的信赖。与此同时，最初的创始人要学会从具体繁琐的事物中抽身出来，事实上，一旦制度建立之后，这些完全可以靠经理层完成，这种工作分配制度的好处在于，创始人可以适当地降低工作强度，拼了这么久，也该歇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把精力专注于新业务拓展、新客户开发等事情上来。
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之中，创始人得以脱身于繁琐之事，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很多权力，把自己和初创团队从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中，重新拖到了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之中，在改造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可一旦成功，企业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巨型企业：扛起社会责任
通过创始人个人能力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企业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包括取信于股东，员工有一定的归属感，客户群也比较稳定，能长期保持好这种状态已然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但在利益诱惑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企业容易陷入官僚作风、效率低下的泥潭，而且容易错失潜在的科技、商业趋势。普通的危机之下，企业尚能自我调节，可一旦遭遇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企业往往兵败如山倒，比如2007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就让一些中型乃至世界知名公司纷纷败北，直到退出巨型企业的行列。
任何企业要想发展成为名噪一时的巨型公司，除却保持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管理系统之外，还要把自己逼向社会，取信于整个资本市场，甚至要扛起社会责任，纵观那些长治久安，存活上百年的企业，无一不是把自己暴露在整个社会监督之下，完善自我。
在这个阶段的企业，要想接受整个社会的考验，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上市，这就意味着要接受资本市场各种条件的约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企业在做好本分，满足股东、员工、客户的利益之后，仍要思考如何扛起社会责任，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巨型企业需要培养一种更加开放、博爱的心态，比如阿里巴巴上市之后，他们终于开始头疼假货的问题了，因为西方人不喜欢假货，而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把商业向着透明、健康的方向指引，另外，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有义务让广大中小商家尽快赚到钱，否则，马云可能永远回不到“中国首富”的位置上；其他的巨型企业，比如富士康，员工数量号称120万，最直接的社会意义就是帮助政府解决了就业问题，不单是这120万的就业，还有与之配套的商业圈，带动比例高达1比3.7；至于目前最伟大公司苹果，希望他们能把“二手iPhone”计划搞好”，这个计划远比他们推出一两款牛逼的手机更有社会意义，可以预见的是，20年后的电子垃圾将会成为最头疼的社会问题。
总之，巨型企业要通过与社会的良好互动，让自己进入一个正循环当中，用优秀的业绩回报资本市场，从而获得持续获得融资能力，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制造资源、政治资源和品牌资源，持续夯实自己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这个阶段的公司，权力将变得无处不在，不属于一两个皇上，甚至不属于某个董事会管理体系，而是彻底深入社会之中。（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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