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7年和2018年，关于“互联网下半场”的说法逐渐流行起来。究竟是哪个互联网大佬最先提出“互联网下半场”的说法，难以追寻。普遍认为是美团CEO王兴最早于2016年中，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说法，他提出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而“互联网+”最早可追溯到易观国际董事长兼CEO于扬于2012年11月第五届移动博览会上的发言，马化腾于2015年3月提出了“互联网+”相关提案，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

2015年也被普遍视为中国的企业级SaaS元年，这一年以AWS为代表的云计算模式在中国市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2015年也是上一轮Web 2.0炒作的尾声，2014年10月腾讯入股大众点评、当年大众点评入驻微信，2015年10月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后于2016年12月入驻微信，以美团和大众点评为代表的团购和O2O风潮就此沉入了微信的流量入口。2009年成立的饿了么、2012年成立的滴滴打车、2014年成立的ofo单车、2015年成立的摩拜单车等，都相继站队阿里与腾讯两大互联网巨头。自此之后，“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级SaaS、物联网等新兴互联网概念成为新一轮的炒作热点。

广义上来说，整个互联网产业在Web 1.0和Web 2.0时代的界线相对清晰，产业共识度比较高。Web 1.0是单纯的网站浏览为主，也就是互联网的“只读”时代，网站、搜索和早期的电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互联网商业模式；Web 2.0则是用户可以贡献内容，也就是互联网的“读写”时代，博客、社交网络、O2O等是这一时代的互联网商业模式；Web 3.0则是相对模糊的概念，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网络工具向企业信息系统延伸，从ToC的消费互联网向ToB的产业互联网或企业互联网发展，电商APP、SaaS、个性化生产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互联网商业模式；而Web 4.0则普遍被认为是物联网时代。

可以说2015年开始普遍进入了Web 3.0时代，这是一个互联网与云计算相融合、消费互联网与企业互联网相接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碰撞的过程，其标志性事件当属2018年9月30日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并成立了独立的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即Cloud and Smart Industries Group），这是继2012年移动互联网时代腾讯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之后的又一次战略升级。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所新成立的CSIG整合了腾讯云、互联网+、智慧零售、教育、医疗、安全和LBS等行业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担任该事业群总裁，向公司总裁刘炽平汇报。

截止到2018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有两大巨头：阿里与腾讯，这两家互联网公司的体量遥遥领先于第二梯队的百度、京东、360、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可以说，阿里与腾讯的动向就是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风向标。这两家中，阿里一直是ToB的基因，也是最早在中国发展公有云的企业，阿里云一直是中国公有云市场的第一名。而腾讯在公有云这个方面一直不坚定，长期把云业务与支付业务合并报表，直到2018年9月底的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才真正坚定了ToB方向的互联网业务。随着腾讯的“All In”，中国迎来了互联网的新时代。

新旧两个互联网

腾讯史上第二次转型是在2012年从PC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战略升级，此前在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布，到2010年的第四代iPhone时已经相当的成功，标志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到来。但这仅仅是互联网在表面应用上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由2006年以AWS为代表的超大规模公有云服务商所推动的全球互联网网络架构的演进。

想要理解到底什么是新互联网，或者为什么腾讯会进行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就必须要理解互联网所依赖的底层技术架构变迁。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诞生起，其全球性的基础架构就是由电信运营商所主导的互联架构，又称为基础网络架构。基本原理是几个超大规模电信运营商搭建了全球性的互联网骨干网络，骨干网络两两直联，就构成了全球互联网的顶层架构，这些电信运营商也被称为Tier-1运营商；其它区域或地区的电信运营商主要服务于某个区域或地区的用户，通过购买Tier-1运营商的转接服务，或者通过网络对等互联实现全球通达，这就是Tier-2或Tier-3运营商；其它终端用户、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有上网需求的企业等主要通过接入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实现互连互通。

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物理互联主要为直接电路连接或通过交换中心互联，而逻辑互联方式则指的是网络之间的流量与路由信息交换方式，包括同等规模网络之间的对等互联（通常为免费），或顶级运营商向下游网络转售转接互联服务。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以及用户的激增，原先较为单一的电信运营商基础网络已经不适应需求了，于是全球的互联网架构开始从基础网络架构向多层结构发展，而更多的网络主体（主要是Tier 2和Tier 3）则在多个层面进行了广泛的对等互联，推动了全球互联网架构的扁平化发展。由于用户数量和互联网流量的激增，通过Tier 1运营商的互联变得越来越昂贵，于是Tier 2和Tier 3运营商之间开始对等互联，而各类互联网企业则自建骨干网络以降低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CDN服务商与云服务商的出现，他们也都搭建了自有骨干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当大型互联网公司、CDN服务商与公有云服务的网络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主导全球互联网架构的演进。于是，出现了与Tier 1运营商平级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公有云服务商，Google、AWS、微软等超大规模互联网公司或公有云服务商自建骨干网、海缆、宽带接入、数据中心、DNS域名解析等，节点数甚至超过了Tier 1运营商的节点数量，最终出现了Tier 1运营商与大规模互联网公司或公有云服务商之间的对等互联，全球从此就出现了“两个”互联网：一个是运营商主导的、主要服务消费者的消费互联网，一个是互联网公司与公有云服务商主导的、主要服务于企业的企业互联网。

随着云计算的兴起以及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公有云服务商开始主导全球互联网架构，服务于公有云需求的数据中心到数据中心互联流量在整个全球互联网流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一方面全球运营商开始以数据中心为核心进行网络资源重构，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或公有云服务商也通过SDN技术对自己的数据中心网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而运营商也积极试水云服务等应用层网络，互联网公司或公有云服务商也积极进入电信领域，出现了网络云化或云化网络的现象。

在整个全球互联网架构出现顶级运营商和顶级互联网公司/公有云服务商这两个“山头”后，由于每个“山头”所服务的用户定位和目的不同，于是出现位于中间的交换中心和CDN加速网络，帮助完善和加速流量交换以及互联网和公有云业务的分发，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互联网架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但用户体验依然可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

而在接入端，5G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更高带宽、更多设备、更低成本的移动接入网络，IPv6协议让更多的物联网设备和工业互联网设备得以上TCP/IP网络并接入全球互联网。

首先是5G技术的发展，5G网络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秒数十Gb，比4G网络的传输速度快数百倍，整部超高画质电影可在1秒之内下载完成。5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长期演进版（4G LTE）的全面升级，不仅传输速率大幅提升，还支持除智能手机以外的智能物联网设备，包括智能手表、智能家庭设备、工业设备等。5G标准规划了低功耗大连接（mMTC）和低时延高可靠（URLLC）两类场景，主要面向大规模物联网和工厂自动化等应用。此外，5G网络的主要目标是让终端用户始终处于联网状态，相应带来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电池寿命的大幅提升。

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公布的5G网络标准制定过程，5G网络标准分几个阶段完成：R15阶段到2018年6月，完成独立组网的5G标准（SA）,支持增强移动宽带和低时延高可靠物联网，完成网络接口协议；R16阶段预计在2019年12月，完成满足ITU（国际电信联盟）全部要求的完整的5G标准；整个5G标准在ITU会议上全面通过，预计要到2020年。2018年6月14日，在3GPP第80次全会上正式批准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5G NR）独立组网功能冻结，加上2017年12月完成的非独立组网NR标准，5G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作。

为抢占未来市场，当前全球多个国家已展开5G网络技术开发，中国和欧盟正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5G网络技术的研发。工信部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于2020年启动5G商用服务。我国于2017年展开5G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年进行大规模试验组网，将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2020年正式推出商用服务。

5G对于整个全球互联网架构演进来说，也有着重大的影响。5G的各项指标都与4G网络有巨大的差距，继续采用4G网络架构则很难满足5G要求。作为未来的通用技术和基础技术，5G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来再造现有的4G网络。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与IT所所长段晓东在2018开放数据中心峰会上表示，与之前的通信网络技术相比，5G的核心变革是软件化，无论从接入网到核心网都在向全软件发展，借助云基础设施再造网络结构。随着5G网络基础架构的软件化，5G对外也向服务化方向发展，使得通信网走向5G Cloud Native架构。由5G的架构可以看出，发展5G需要强大数据中心的支持，中国移动的下一代网络项目——NovoNet，就将在全国建立数千个三层结构数据中心，包括核心层的云、中间的边缘电信云和基站节点。

无论公有云的迅猛发展，还是5G网络后来追上，都导致了云网融合的趋势。云计算业务需要强大的网络支撑，网络资源的优化也在借鉴云计算理念并不断适应云计算应用的需求，云计算和通信网之间高度协同，推动了全球互联网网络的深刻改变。

在另一方面，伴随5G的发展，也加速了IPv6的推广。相比于IPv4，IPv6支持更多的IP地址（号称可以为全世界每一粒沙子提供一个IP地址）以及多种设备接入互联网。2012年6月6日，国际互联网协会举行了世界IPv6启动纪念日，这一天，全球IPv6网络正式启动。多家知名网站，如Google、Facebook和Yahoo等，于当天全球标准时间0点开始永久性支持IPv6访问。微软Windows、苹果MacOS、Linux等操作系统，都相继支持IPv6地址。

2017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格部署行动计划》，向商业网站、政府和央企外网系统、媒体网站、三大运营商、IDC、云服务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IPv6普及。2018年5月，工信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18年年末，排名前10的云服务平台需完成50%云产品改造。2018年6月，三大运营商联合阿里云宣布，将全面对外提供IPv6服务，并计划在2025年前助推中国互联网真正实现“IPv6 Only”。2018年12月6日，阿里巴巴宣布已全面应用IPv6，淘宝、天猫、优酷以及高德地图等多个用户过亿的APP都落地了IPv6技术；同时，阿里云宣布100%核心产品全部支持IPv6，目标到2020年从端、管、云、应用等方面，全面构建中国最大的IPv6生态。

以上，就是2018年9月30日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并成立了独立的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的深刻互联网网络架构背景。简单理解，全球互联网的网络架构，从之前单一的ToC通信网络，走向ToC通信网络与ToB云网络并存的局面，并将进一步走向云网融合的下一代网络架构。那么，腾讯作为上层互联网应用提供商，必然也要从ToC业务走向ToC与ToB业务并存，并最终走向ToC与ToB业务融合的下一代互联网服务商。

我国的6G概念研究也在2018年启动。除中国外，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在进行相关的概念设计和研发工作。根据设想，未来6G技术理论下载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TB，预计到2020年将正式开始研发，2030年投入商用。

后互联网流量时代到来

进入2018年，我国互联网产业持续发展。根据工信部2018年8月的数据，2017年互联网百强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总收入达到了1.72万亿元，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0.6%。其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新浪、搜狐、美团点评、三六零科技、小米等企业位列“2018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前十名。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数量超过100家，其中2家企业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7家企业在全球互联网市值排名前20。

然而，我国互联网产业也进入了巨头时代：“2018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前两名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互联网业务收入占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总收入的25%以上，营业利润占总体比重近60%。截止2018年3月，阿里与腾讯的市值都接近5000亿美元，而第二梯队的百度、京东、三六零、网易等的市值都在1000亿美元以下，与第一梯队的阿里与腾讯相差甚远。尽管在2017年我国互联网百强企业营业利润总额为2707.11亿元、同比增长82.6%，其中83家企业实现盈利、利润率超过40%的企业达到11家，但阿里与腾讯两家互联网企业的“两超”局面已经形成。

前面的讨论已经提到全球的互联网网络架构正在发展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商业模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阿里与腾讯成为中国互联网市场的两大巨头，并成功跻身全球互联网企业前五强，仅次与谷歌与亚马逊；而截止2018年5月全球前20家互联网领导企业中，中国互联网企业占了9家，仅次于美国互联网企业的11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从此进入了中国互联网与全球互联网两大模式：所谓“中国互联网模式”，就是主要基于中国的网民和企业需求，为本国市场提供适合中国市场的互联网应用与服务；而“全球互联网模式”，就是要基于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网民和企业的共性需求，为全球市场提供具有普适价值的互联网应用与服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在享受中国庞大的网民和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流量红利，这也孵化了今天的互联网百强企业。然而，随着网民比例的大幅提升，也遇到了上升的瓶颈。2018年8月，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7.7%。与此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7年的97.5%提升至98.3%。

在互联网普及率和手机网民占人口总比例接近60%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中国的互联网流量红利将比较困难。而在全球市场，根据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的2018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全球网民总数也达36亿、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这说明，互联网市场进入了主流经济，将难以寻找新的增长机会，例如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零增长（市场调查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负增长，同比减少0.1%）。而当互联网用户达到50%的市场***率后，增长开始放缓。

与此同时，全球互联网接入率的增长，在过去几年显著降低了。Web Foundation网络基金会是全球World Wide Web万维网发明者Tim Berners-Lee所创建的组织，该组织于2018年10月向美国媒体分享了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接入增长率自2007年的19%下降到2017年的6%。而在2014年，联合国预测全球到2017年将有一半人口在线，但随着全球互联网接入增长率的下降，这一愿景恐怕要延到2019年实现了，而且联合国对于“在线”的定义是至少“在过去三个月使用过一次互联网”。

到2018年，全球至少还有38亿人口没有互联网接入，其中大量为女性以及贫困人口。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18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互联网接入增长的降低趋势还在继续。关于全球互联网接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并没有明确的数据及解释说明。但可以判断的是，互联网网络基础架构的铺设和维护都需要投资和成本，相应也期待投资回报率。目前已有稳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的地区，必然都属于投资回报率较高或至少能够打平的地区；而对于大量未接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区，基本上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都属于缺乏投资价值和吸引力的地区，即便在这些地区铺设了通信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当地用户出于文化和使用习惯、本身为文盲或半文盲而难以使用智能手机与互联网、或因贫穷而可能不会支付每月固定的上网费用等原因，还有可能因为当地人口稀少而难以持续为运营商产生回报。更重要的是，由于其它一半世界人口开始享受互联网红利，这将加大世界的贫富差距，导致全球另一半没有互联网接入的人口变得更加贫困，从而更加无法获得互联网接入。

于是，当全球都进入互联网流量的“下半场”时，摆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面前有五条路：一是继续攻坚国内没有上网的人群；二是精细化运作已有的国内上网人群；三是扩展国际市场；四是从消费者扩展到企业市场，在ToB市场有所作为；五是把上网的对象从人群扩展到物体，这就是物联网。

首先看继续攻坚国内没有上网的人群，这主要包括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山区等地区，也包括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对于农村和偏远山区来说，需要通信基础设施的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于2015年底开始组织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截止2018年10月，前三批试点中央财政资金带动基础电信企业投资累计投入超过400亿元，支持推动13万个行政村光纤网络通达，其中包含4.3万个贫困村。试点工作极大提升了我国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覆盖水平，在光纤网络基本通达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继续深化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4G网络覆盖，力争到2020年实现行政村4G网络覆盖率达到98%以上。

随着农村光纤网络的通达以及4G网络全覆盖，通信的能力与成本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阻止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人群上网的重要原因还有移动终端设备。之所以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现有移动终端设备阻止了农村和偏远地区人群上网，主要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中大部分为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因为不识字而无法正常使用智能手机，即使智能手机以很低的价格向这部分人群销售。根据2011年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每十年一次）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规模约13.7亿人，而全国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约为5500万人。而半文盲人口按照文盲人口等量估算，那么全国15岁及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就至少有约1亿人。

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外，老年人和残疾人也不方便使用现有的智能手机终端设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达1.78亿人。而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全国总人口数仅增长了7390万人，说明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加大。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等估算，2010年末的全国残疾人总数为8502万人。

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人群、文盲和半文盲人群、老年人群、残疾人群等，他们面临无法正常使用智能手机、难于操作复杂的智能手机应用，以及难于与以文字为主体的互联网内容进行交互等挑战。这就需要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交互方式，从以文字和键盘为主向以语音和图像为主。截止到2018年，尚还未出现完全以语音交互为主的智能手机产品，因为这不仅需要智能手机的界面可以用语音进行交互，还要求网页和各种APP都要能够以语音方式交互。尽管截止到2018年，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语音识别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但一方面在针对不同地区的口音识别方面还有待改进，另一方面就是整个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和APP的产品形态都面临着重新设计的挑战，例如网页就需要能够被听见（无障碍上网）、APP操作也需要大幅简化以适应语音交互等。

重新设计移动终端方面，亚马逊的智能音箱已经走在了前面，由于没有屏幕和键盘而完全通过语音交互，这迫使以智能音箱为代表的智能硬件设计者们重新思考硬件、软件和内容的设计。2018年11月6日，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十届“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微软教育峰会在北京举行，时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曾经师从“人工智能之父”John McCarthy的Raj Reddy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认为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既没有阅读能力也不会写字，这些人完全没有受益于新技术的进展，而AI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第一次看到所有人都有机会从新技术中受益。而这个AI技术，主要指的就是语音识别及交互技术。此外，Raj Reddy提出可以由政府向公民发放免费的智能手机（每部智能手机的成本在50美元），从而实现全员互连互通的国家。

根据CNNIC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2.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除了农村地区大部分为需要开拓的非上网人群外，城镇地区尚有27.3%的非上网人群。CNNIC报告显示，导致非上网人群不使用互联网的众多原因中，有10.2%是因为无需求而兴趣丧失而不使用互联网。

其次再看精细化运作已有的上网人群。根据CNNIC第42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占网民的98.3%；除台机（48.9%）、笔记本电脑（34.5%）和平板电脑（27.5%）外，还有29.7%的网民通过电视上网；网民在家里通过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为82.6%；100M以上的宽带接入用户总数占宽带用户总数的53.3%，而光纤接入（FTTH/0）用户总数达3.28亿户、占宽带用户总数的86.8%。此外，2018年第二季度，我国固定宽带和4G网络用户下载速率双双超越20Mbit/s，是2015年第二季度的三倍有余。

在上网人群的年龄、学历、职业和收入分布来看：根据CNNIC第42次报告，截止2018年6月，主力上网人群为20-29岁（27.9%）、30-39岁（24.7%），其余10-19岁占比18.2%、40-49岁占比15.1%；初中学历网民占37.7%、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网民为25.1%，大专学历网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分别为10%和10.6%，其余为小学及以下学历网民；而就职业分布来看，学生网民最多达24.8%，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占20.3%，公司企业职员和管理人员共计12.2%；3000-5000元月收入人群占网民占比达21.5%，5000元以上月收入网民占24.8%，其余为3000元以下月收入网民，而1000元以下月收入网民共占25.4%，其中还包括7.9%的无收入人群。

从以上简单的数据汇总可以看出：对于已上网人群来说，城镇人口是重点人群，主要通过4G智能手机上网，5000元月收入以上人群为核心人群，5000元月收入以上人群占网民的24.8%，这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所占网民的20.6%大致重合。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在流量稳定的前提下，如何深挖这部分核心人群的“财力”就成为精细化运作的重点。但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学生网民（占比24.8%）和3000-5000元月收入人群（占比21.5%）的潜在消费人群，这部分人群以“保粘度”为主。其余人群属于低收入、低学历、低频率上网人群，主要为互联网贡献流量。

在“挖财力”方面，互联网理财、网络购物、旅游预订等是高端人群的消费重点。其中，截止2018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5.69亿，相较2017年末增长6.7%，占网民总体比例达到71%；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5.57亿，相较2017年末增长10.2%，使用比例达到70.7%。在阿里系与京腾系两大电商生态内，更多的机会在于用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精准推荐以及超出预期推荐；而在生态体系之外，更多的机会在于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等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新商业模式，特别是线下数据与线上数据一起优化，然后结合附近的小程序（包括微软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为高端用户提供更多的购物、理财和旅行等消费机会。

对于学生网民和中低收入人群，短视频、网络新闻、网络文学、社交、视频、直播、游戏等娱乐内容是增加用户粘度的有效方式。2018年6月，74.1%的网民使用短视频应用，以满足碎片化的娱乐需求。在这方面，抖音和快手的崛起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根据企业智酷于2018年4月的统计数据，抖音和快手的主要用户群体为二到六线城市、月收入在3000-8000元、本科以下学历、女性为主。特别是以“记录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抖音，在2018年下半年大有超过快手的趋势，为创造纯“素人”明星提供了平台。抖音、今日头条、美拍等互联网应用，都以UGC自产生内容为主，互联网平台则提供了算法和流量。

对于更低端的低频用户来说，则通过低频但满足刚需的互联网应用来吸引这一批用户的流量，这包括了共享单车、支付、外卖等，以及免费的游戏、网络文学、视频等娱乐内容。而这些领域的互联网项目，基本都被收入了阿里与腾讯两大互联网生态中。

当然，还有纵向贯穿所有人群的工具类应用，典型代表就是即时通信、支付、文档、搜索等。微信与支付宝是即时通信与支付领域的两大巨头，这些工具类应用加在一起，主要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沟通力。

在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方面：阿里在国际化方面走在前面，这与阿里的电商业务以及双十一全球化密切相关；腾讯的QQ、微信和游戏等业务有着较强的地域性，在国际化方面进展较慢；百度在国际市场上有谷歌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因而在BAT中出现了明显掉队现象；京东也在国际市场上有亚马逊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也难以突破国际化课题。其它的游戏企业、互联网工具、互联网金融企业等，纷纷在尝试国际化，亚太市场以及中东、俄罗斯市场等都是首选国际化阵地。

在互联网企业拓展物联网市场方面，BAT巨头都大量投资了智能硬件、智能家电、智能汽车、消费物联网平台、车联网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LoRa物联网联盟等，但整体物联网市场还处于早期布局阶段，在物联网领域走前列的小米也处于中长线布局中。

ToB的互联网与腾讯的第三次转型

在互联网的“下半场”或新互联网时代，最令人期待和充满想像力的莫过于腾讯的第三次转型。到第三次组织结构重组之前，腾讯的业务模式都以ToC的消费类工具软件为主，包括QQ、微信、支付、游戏等。在截止2018年9月30的腾讯2018年第三财季报中：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10.83亿，同比增长10.5%；腾讯主要信息流分发平台的短视频及小视频日播放次数达70亿；腾讯视频订购用户同比增长79%达8200万。

2018年11月也是腾讯20周年，腾讯对未来20年的判断是：整个社会将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在这个大判断下，腾讯进行了第三次组织结构调整。第一次调整是2005年升级为BU（Business Unit）事业部制，腾讯由一家初创公司转向规模化的生态协同，单一的社交产品变成为一站式生活平台；2012年升级为BG（Business Group）事业群制，确保了腾讯从PC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升级，通过科技技术“连接一切”，为亿万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建立起了开放生态；而2018年的第三次战略升级，是腾讯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升级的思考和进化，也是对自身“连接”使命和价值观的传承。

在2018年9月30日腾讯官方发布的公告《腾讯启动战略升级：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中，引用马化腾对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和战略升级的表述：“此次主动革新是腾讯迈向下一个20年的新起点。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略升级，互联网的下半场属于产业互联网，上半场腾讯通过连接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下半场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助力产业与消费者形成更具开放性的新型连接生态。”而在该公告中，也引用了腾讯总裁刘炽平的表述：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下半场的关键词，通过数字技术为产业升级，把消费者和产业对接起来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产业价值。

然而，腾讯将到走怎样的ToB演进路径？这在公布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时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只有一句话：在互联网上半场，腾讯的使命是做好连接；而在下半场，腾讯的使命是成为各行各业最贴身的数字化助手。在2018年11月1日，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后的首个大会——2018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新成立的CSIC事业群负责人、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进一步解释：“在拥抱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深耕垂直行业，在智慧零售、医疗、教育、出行、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扮演好‘数字化助手’。我们一方面要打造出完整化、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提升数字化应用的便利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行业的深度认知，成为合作伙伴的定制化‘数字顾问’。”

汤道生举了两个腾讯ToB的案例：与富士康合作打造了一套“工业领域的操作系统”，将设备、人员、制造过程中的数据和知识上云，开发出多种工业应用，并对生产中的供应链、客户和资金进行智能化管理；与家乐福合作，通过小程序这样一个类“中台”处理工具，实现了家乐福线上各平台的打通以及线上线下的一体化，用户不需要经过收银台，直接微信扫码就可以支付离场，而该小程序上线9个月访问量突破2亿次。

在2018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的演讲中，汤道生特别指出：产业互联网不仅仅是ToB、ToG的，归根结底也是ToC的；腾讯将利用服务C端用户的经验，帮助B端伙伴实现生产制造与消费服务的价值链打通，以独特的C2B方式连接智能产业，服务产业、也服务于人。

就在2018腾讯全球合作大会前一天，马化腾发表了《致合作伙伴公开信》，信中有如下表述：我们非常愿意成为各行各业最好的“数字化助手”，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帮助传统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让每一个产业都变身为智慧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而在谈到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的腾讯合作伙伴开放战略目标时，马化腾表示：要做好“连接器”，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世界”提供最丰富的“数字接口”；还要做好“工具箱”，提供最完备的“数字工具”；同时更要做好“生态共建者”，提供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激发每个参与者进行数字创新，与各行各业合作伙伴一起共建“数字生态共同体”。在2018给合作伙伴公开信中，马化腾提出了一个新词汇：商业解决方案（BaaS, 即Business as a Service）。即腾讯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提供一整套的多样化、系统化、安全可控的商业解决方案（BaaS, 即Business as a Service）。

从“数字化助手”到“数字化助手+数字顾问”再到全套“商业解决方案BaaS”，腾讯的ToB演进路径在短短一个月间进行了快速迭代和进化，而且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市场上各种数字化转型思路的影响。那么，腾讯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ToB路径呢？

还是对比阿里，阿里从一出生就带有ToB的基因。阿里巴巴网站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中小企业，后来的淘宝和天猫在开展ToC业务的同时也服务于企业和商家。正由于需要服务企业和商家的电商运营管理，阿里也是国内最早展开公有云业务的互联网公司，阿里云业务在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服务企业和商家的电商IT以及与阿里系统对接的需求。此外，由于电商也涉及到线下零售、制造、物流、金融等实体经济，阿里也是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等“五新”的提出者。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阿里业务与企业IT有着天然的相同基因，因此阿里所提出的数字化转型与IBM等企业级IT公司所提出的路径非常类似，都是针对某个业务场景的全套商业解决方案，只是一个从互联网电商角度切入企业IT、一个从传统企业IT角度切入互联网电商。阿里也大量从IBM、Oracle、SAP等公司招募了咨询顾问，以帮助向大企业销售云和数字化转型服务。

然而，腾讯由于其消费互联网工具的业务基因，在面向ToB转型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不同于阿里和IBM等解决方案和咨询角度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腾讯的ToB转型需要借鉴的对象并不是IBM、Oracle和SAP，而是微软。

众所周知，自微软第三任CEO Satya Nadella于2014年上任以来，微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的具有ToC工具类业务基因的微软，长期以来难以摆脱Windows和Office对公司发展的困扰，Windows和Office业务都是具有ToC工具类属性的产品（这里把与业务属性不相关的软件都归于工具类）。虽然微软也有Windows Server、SQL Server等企业级产品，但Windows和Office两大现金流业务无疑在公司内部有极高的话语权。但自从Satya Nadella上台以来，大力发展公有云业务，在公有云平台上统一了ToB与ToC业务，并把Office云服务推向苹果、安卓等非微软技术生态。从工具类软件产品，到平台类软件产品，微软始终没有放弃“生产力”这个主题：过去是通过工具类软件提升个人生产力，现在是通过平台类软件提升个人和社会生产力。

腾讯的QQ、微信、浏览器、应用宝、视频、新闻等是典型的消费类沟通力与生产力工具，在向ToB领域的转型过程中也应该紧扣“沟通力与生产力”这个主题。在腾讯公布第三次组织架构转型后，陆续提到了诸如“数字化助手”、“工具箱”、“数字工具”等工具类思维，但也同时受市场上IBM、阿里、华为等主导的解决方案和咨询类思维的影响，而提出了“数字咨询”、“商业解决方案”等解决方案思路。

对于腾讯来说，需要向微软学习的是坚持走“生产力”工具与平台路径，腾讯还多了一个“沟通力”。微软的主要工具类平台有办公生产力Office及Office云、开发生产力Visual Studio及开发云、商业生产力Dynamics及Dynamics云、个人生产力Windows和Surface硬件系列，以及全面的企业平台Azure公有云和混合云等。微软的这些工具类云平台，主要关注的是自下而上的释放底层员工与个人的生产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集成式解决方案，因而与企业业务的相关性不高。微软在云时代的产品设计思路，是关注如何赋能每一个个人与组织，让每一个个人和组织都具有自己的数字化能力，从而在底层连接起来形成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能力。例如Satya Nadella上任以来推出的第一个产品PowerBI，就是把数据分析工具以在线的方式交到每一个员工的手中，让每一个员工都有能力设计自己的数据分析“小程序”，并在Azure这样一个大平台上把每一个员工的数据分析应用都连接起来，从而形成整个企业的数据分析工具流程和工具链并获得相应的企业洞察。这实际上，也就是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帮助传统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微软的“生产力”还是全球化的“生产力”。与腾讯的产品主要服务中国及华人市场不同，微软的产品服务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因此微软对“生产力”的理解非常深刻，且具有兼容性、包容性与多样性等，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地区、语言、文化等对于“生产力”的需求。这也是需要腾讯在ToB领域中突破的地方：一个中国市场可以培育ToC互联网的超级巨头，但却无法培育ToB互联网的超级巨头，因为中国市场的企业多样性不够。因此，在走向ToB领域的过程中，国际化是腾讯无法回避的课题。

对于腾讯来说，向ToB方向转型需要思考的是未来数字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形态，包括数字企业的核心构成要素、企业活动的组织方式与流程、企业与员工和生态的关系、“去中心化”的沟通与协作模式等等，以此来重新思考数字化的个人、企业与社会生产力，这其实是回归到了企业经营的本质。例如，如何把微信支付技术和模式输出给企业，让企业重构自己的财务与供应链金融流程等。在消费互联网时代“连接”人与人，相对简单；而企业互联网或产业互联网时代，“连接”商业流程则相对复杂，需要回归到“生产力”这个本质来重新思考。在这方面，微信小程序是个尝试，但仅仅也是个开始。相比之下，阿里则是从整个社会层面重新思考如何用互联网来重构社会化商业模式，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庞大的中小企业而形成虚拟化的“大企业”形态，例如新零售在本质上就是把不同零售公司的线下门店、不同物流公司的线下运输能力等用阿里的社会化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而形成的社会化零售模式。

总结来说：在新互联网时代或所谓的互联网“下半场”，全球的互联网网络架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有云所催生ToB互联网架构也将推动ToB互联网应用的发展；而在ToB战场上，阿里已经赢得先机，依托电商、云和新实体经济而发展出了“新一代商业操作系统”；腾讯则面临较大的考验，一方面要领悟如何在ToB互联网领域发展面向企业及产业“沟通力和生产力”的工具与平台，另一方面还要拓展国际市场以吸收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企业需求，从而开发出带有极强包容性的ToB类互联网工具与平台。而腾讯向ToB业务转型，也极具时代意义，腾讯的探索将为一大批中国消费级互联网企业的ToB发展，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文/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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