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个中国最后的私塾老先生——朱执中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文章是专门为记者节采写的，模仿了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文章的写作风格，所以看起来文体很奇怪，既不是消息，又不是通讯，也不是调查报告，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否这样写作，全当一次实践吧！
中国最后一家私塾的执鞭者叫朱执中,他所执教的私塾名叫“五峰私塾”，就这样一个私塾，也将彻底的消失在我们的眼中。让我们先看看一个中学生给朱先生的一封信吧！
朱前辈：
从报上了解到平江的教育习俗和您的私塾,对您很是仰慕,由于对古代诗文的热爱,在此很唐突地给您写信,想知道更多的关于私塾的情况,肯盼赐教!
儒学的发展史我也不很了解,但它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虽然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变成了束缚人民思想的东西,但它有很多的思想是值得万古流传的,比如 “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一个有素质的人的必备品格。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中国的儒学渐渐地被世人遗忘.我为这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欢欣,也为儒家道德的遗失而心痛。
在韩国,他们接受了汉族的儒家思想,并在人们心中被广泛的接受.韩国人的爱国、韩国人的坚强、韩国人的节义,都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人比不上的。为什么对于儒学中国现在会发展成这样呢?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机制。在为升学开学习而教育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学会了做题目,做题目又有什么用呢?二十岁之前只学会了做题,二十岁之后人的精神人的意义基本上定型了,但一个人若没有在少年时期树立一个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人一生一世活得有什么意义呢?)中国男足,国人给予了多少关怀的目光,但总是回报给人们太多的叹息。中国人的体格差吗?不是。是因为中国人没有韩国那么一种精神。“师夷长技以自强”，我认为这后面要加一句“取儒精神以盛邦”！
中国人缺少一种精神并不是史上没有这种精神，只是被利益遮住双眼的人们无法发现它而已！
我为儒学在平江得到传承而高兴，愿您的私塾越办越好！
弟子刘毅拜上
朱前辈，能否抽时间回封信，把儒学的精神传授给我？
这封信是湖南省隆回县一个初中生写的，2004年，它将这位名叫刘毅的学生的仰慕之情及思想带给了朱执中先生，而2006年，我又将沿着这封信的轨迹，来到朱老先生的家里。
朱先生的家在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五南村，从长沙赶往平江的路上就感受到了湖南“十万大山”和“六山三水一分田”的地域特点。不过青山叠翠、碧水东流的景象更让人觉得这是一方具有灵性的水土，无怪乎出现“湖南将相半国中”的盛况，真可谓地杰人灵。而这里，也正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腹地。据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全县共有二十万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近百位将军。
从县城坐上了去南江的班车，闲暇间和卖票的小伙子交谈了起来。
“你知道去五角村怎么走吗？”
“我也不好说，你等一下在镇上下车，一问就知道了”，小伙子操着并不熟练的普通话答道。
我往窗外一看，朵朵白云在我身边的山腰上悬着，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慢慢地消失在云雾之中，但在那云雾之中的某个山坳里，却隐藏着中国最后一家私塾。
车子在云雾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了一个小镇上，这时所看到的已不是云遮雾绕，而是淅沥的小雨。去五角村没有车，而且也并不近，只能乘坐乡间特有的运输工具——摩托。
“去五角村吗？”
“去，去五角哪？”
去五角哪，我也不知道，由于在山区一个村的面积往往很大，同在一村的两家人之间也许要走上几个小时。
“五角村挺大的，你不说清楚我也不好找！”
“去朱执中家，就是那个办私塾的”，我所知的信息只有这些。
“私塾”？
他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不得不进一步解释。
“就是自己在家办学，教一些孩子！”
“大概教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见他还在思索我又补充下一句。
“哦”，他好象恍然大悟， “你是说教老书的朱先生吧？知道知道！”
看他好象很熟悉的样子，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后来才知道他们一般把私塾称作“蒙馆”或“教老书的”。
本想着又是一路颠簸，但路却出奇的平整，虽然不宽，但对于农村来说，这样平整的水泥路面不多见，已经很不错了。
摩托很快便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和一路所见的二层小楼或者青砖瓦房不同，映入眼中的是一座布满沧桑的老房子，青条石地基，凹凸不平的写有“中国_共_产_党万岁”等等标语的土质墙面，还有那已经称得上朽木的门框。但就在这座与旁边砖瓦房“格格不入”的老房子前面七八米处竖着一个石门楼，下面还有一对抱鼓石，透过它，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这座房子当年的盛况。而这座房子的地理位置无疑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处于山坳的最上端，与斜对面的五角峰遥望，背后众山环抱，竹林相拥。
走进去，只见几个人正在屋里聊天。
“请问朱执中先生是住这里吗？”
“这位就是朱老先生”，一个声音答道，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这位中国最后的私塾先生。朱老先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坐在一把藤椅上，表情严肃又不失慈祥，目光犀利但又不失温和，身体微驼但又不失风度，一双手没有光泽，没有老茧，有的却是无尽的书香。
老先生不会普通话，所以我们的交谈只能由他的儿子来翻译，当得知我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之后，先生显得格外高兴。
“你等一下”，老先生说道，他好象是要去取东西。
趁此机会，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堂屋，从脚边的条石我看到了它的历史，从班驳的墙屋上看到了它的沧桑。在这些班驳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匾额，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附近村民或学生送给先生的。有在先生七十、八十大寿时送的，也有平时在一些节日里送的。下面够的着的墙面上什么都有：有古诗词，有歪歪斜斜的数字，有英文单词，也有某某是猪等话语，看来都是先生的“小”学生或其他小孩子们的杰作。那墙上的英文单词，不知先生认识吗？
不一会儿，老先生拿着一块小黑板和几根粉笔过来了，看他的神情，他的眼神，无论你是何种职业，出于何种目的拜访他，这时，你只能是一名学生。这是一种对文化对师者的“畏惧”。在当今社会，我们能“畏惧”的还有几人？
老先生把黑板平放在前面的小板凳上，抬起头来想了一会儿，便从右边开始一列一列的写，先生写得很慢，时不时抬起头来思索。屋子里很静，只有先生的呼吸声和粉笔与黑板的摩擦产生的沙沙声。看着那只握着粉笔的手和粉笔下的字：
事父母背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先生给我讲了前面那三句话后，问我懂不懂，我说懂。他又叫我数下面一句话里面有几个思。
“九个。”
先生没有让我再讲，只是让我慢慢领会。
他拿起身旁的一块抹布慢慢的将那些字擦去，擦得很吃力也很执着，执着的我竟不忍帮他去擦。
“你多大了？”
“二十。”我被先生问的莫名其妙。
先生不再说话，继续在小黑板上写道：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只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
写完之后，老先生望了我很久，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话语，无法用文字去表达，无法用嘴去言说，也许，他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吧！
之后，老先生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四壁上全是一些书画作品，中间一张方桌，桌上陈着一方石砚，几支毛笔，数张草纸，一本《论语》。我随手拿起来，书上已满是灰尘，不过书是1998年的新版本，据老先生说这是2000年县教育局送给他的，自从2004年封馆以后，先生也许已没有拿起过这本书，砚中的墨早已风干，地上的几张小凳子也孤零零的摆在那里。先生给我指了指墙上的几幅字，说是学生送给他的。
看着那些字，先生若有所思！
看着先生和着物资里的一切，我怅然！
在先生家里吃过午饭，问先生的儿子老先生有午休的习惯吗？答曰没有，便又和老先生在他的卧室里攀谈起来，只是换了个翻译——是邻居家的小孩，大概有十二三岁，也曾经跟先生学过个把月。
陈设依旧简单，一桌一椅一柜一床而已！
“先生今年有八十多岁了吧！”
“八十三”，先生想了一下，好象也不肯定。
“您是从几岁开始读书的呢？也是在私塾里读的吗？”
“大概七八岁吧，读的也是老书，教我的先生是乡里的一个秀才，读的就是《诗经》，《古文观止》这些，那时的老师很凶，我们一共有五十多人。”
“那您当时怎么又当老师了呢？”
“老师病了，没有人教，老师就让我教，就这样一直教了下来。”
“您想教吗？”
“想。我当时也学的比较好。”先生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您那时多大？”
“十九岁，那时我还小，有一次有个学生在路上遇见我，他说：‘执经问道欲求心中诸史训’，我回答他‘降驾临校愿当艺圃促心谈’，到放学他问我家在那里，我说‘一步一趋心向道’，他对道：‘如切如琢器自成’”。
“那您教什么？
“和先生一样，开始教《幼学》、《增广》，后来就教四书五经。”
“上课时经常对对子吗？”
“恩，有一次上课我出了一个对；鸡笼山试问鸡有几；有个学生对曰：马家咀料他家里马无存，马家咀是附近的一个地名。”
“那你的同学呢，他们后来都干什么去了？”
“后来有的去政府工作，有的在农村搞一些文化工作，应酬之类的。”
“有很多都在农村？”
“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很注重礼仪，一般主持礼仪的都是一些读过老书的，婚丧嫁娶，写对联，祭文，都离不开这些人，他们在村里一般都很受人尊敬。”
“您一直在教书？”
“文革时没有，才解放时除了《论语》不敢教外，也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有的能讲，有的不能讲，不能讲鬼神。当时有个农村扫盲运动，我还可以靠教村民识字换取工分。”
“文革是你有没有受过打击？”
“有，但是不大，村里人都尊敬教老书的，有什么事也请我帮忙。”
“文革后又开始教了？”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一直教到前年，教了43年。”
“那您的学生呢，都是附近的吗？”
“附近的多，有家里困难的，有没有升学的。”
“都是小孩吗？”
“有小学，有初中，这两年也有大学生过来的。”
“大学生？！”
“有，一共来过四个，两个河南的，一个北京的，还有一上海的，有一个叫刘振海。”
“他们为什么也来？”
“想学一些老书。”
“你以前的学生在您这读几年？”
“没有限制，来即来之，去即去之！有的一两个月，两三年的也有。”
“您的学生最多是有多少？”
“最多时有五十多个，最少时两三个。”
“那您的学生现在都赶什么？”
“干什么的都有，有干部，有农民，前两年北京文史馆来了几个人，要了我五个学生，这五个人现在都在那里工作了 。”
看到先生桌上放了本《幼学琼林》便拿起来翻，先生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没有。
“要背,背到肚子里.”
老先生说他没有很多书,书都在脑子里记着。
屋子里很暗,一丝光亮从窗子透进来，照在先生的脸上，感觉很好。一个书生，一个师者，一个长者，一个老先生。
老先生拿给了我一叠信，是这几年从祖国各地寄来的，我细细地看了一遍，有几封信是这样写的：
广州市花都区 吴吉富
看见您的事迹，的确让人尊敬您，在中国传统文化被现代文化逐渐湮灭的今天，您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勇士，我们为你而自豪！
欧阳刚毅 (学生)
您的学识修养，深令我敬佩。韩愈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觉得您是孔孟之学的传道者，也是为我们这些弟子授业解惑的好先生。您对我的教诲、关心，我至今记忆犹新。
邵东县灵官殿镇小学 (老师) 罗杜根
一个学生从入学到高中毕业要12年，12年的学习无疑是为了考大学，找个好工作，而真正有学问的又有几人。您老的满腹文才，继承传统的文化教育是有益的，对祖传文化是一个继承播发，我希望您老的满腹经纶能整理成册，流传后世。
李瑞平 (求学者)
朱君欲别五峰岭 张扬双翅上九霄
执鞭任教几十春 志气凌云振山川
中国游子何空叹 勇踏长江风里波
长江征浪有后人 不得真经不还朝
江苏徐州市 朱立人\
塾屋墨香桃李芬芳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师表
满腹经纶君子躬行诲人不倦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仰之弥高
近闻“最后一家私塾岁末封馆”等语，连读再三，心中难平，颇为惋惜，先生德高望重，一代宗师令人肃然起敬也！吾出身耕读世家，幼蒙庭训，祖父辈之私塾教育得益甚多，故建议先生宜从门生中选其贤者接其班，既利其家，又利民众，及是善举，何乐而不为乎！
……
无论是学生，教师，无论是学者还是当地村民对朱先生及私塾的评价都颇高。在前两年的平江农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在墙上看到与主人身份对应的对联。各种礼数也相当讲究，无论是婚嫁时的礼仪还是丧葬时的悼文都十分正式，亦文才卓然，而且私塾也相对较多。
平江县教育局局长李月瑛说：“平江历来有‘读了《增广》好说话，读了《幼学》晓天下，半本《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私塾教的就是这些东西，老百姓很认可。”
“如果一个私塾先生能够把我们这个地方的红白喜事理得很好，那老百姓就非常地敬重他”。平江镇党委书记如是说。而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与老书有关的事情。他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讲大道理，农民瞌睡，但他发现农村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对《增广》等多少通一点。它们不奢谈天下大义，但在农村很有影响力，他顺着农民的思路，读过几本老书的他搞了个简单明了，四字一句的《农民手册》用来传播政策，淳化民风。
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传道认为，私塾教育能弥补我们现代教育功利性太强的不足。
但是随着朱执中老先生的封馆，这种无论是利，是弊，或是利弊并存的教育形态都将从我们身边消失。许多人在叹息，或呼号，但这一切无济于事。200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个叫张志勇的人来到了朱执中的家里，接过了执鞭，创办了五峰新私塾。
和张老师联系之后，便起身向朱老告辞。临别时，朱老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依旧是那种期待的眼神，并赠给我一句话：今日可怜风景，几时君寄梅花。
天已晚，朱老在远去，五峰在远去，我们行往五峰新私塾。
在路上，我又把从网上查到的张老师的一些情况过了一遍。张老师叫张志勇，于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物理专业，福建省建阳市人。据他自己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大学毕业便摆摊卖过烧饼，结果血本无归。1990年，张志勇怀揣着400块钱，骑着自行车跑了11个省，行程两万多公里，1995年，他停薪溜职搞起了家教，从此致力于自己的本行—教育，只不过走的是一条非大众路线。2003年末看到关于平江私塾的报道之后，他于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到五角村朱家，直到大年初一才回去。朱老和其他人都以为他不会再来了，可到了正月初八，张老师又来了。随他一起来的还有6岁的儿子张宇杰以及电脑、大批的书籍。从此张志勇开始了他的漫漫私塾教育之路。
到了张老师的驻地，一栋二层小楼，女主人带我上楼。
“张老师，来客人了！”
“上来吧！”
我提着带给学生们的一些书爬上了二楼，一个身材略高的年轻人进入我的视野，互相寒暄了几句，我便把带来的书给他看。趁他看书时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一身灰色的休闲装，一副黑色边框眼镜，不大的眼睛里透出一股自信。坐了一会儿,我们便聊入了正题。张老师很健谈，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个倾听者。
“人类、人的生存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有些东西不能改变，因为我们今天的根留在那里。与其改变，不如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体系。”
“你觉得这个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五四开始，我们以为西方的课堂学习很先进，但对我们流行数千年的教学传统和教育模式却全盘否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依据来判断他行或者不行。而课堂教学在中国环境有很多问题：一刀切,单向化的知识流向……很多东西可以学习，但文化没办法拷贝。
“所以你就想到了私塾？”
“是的，探索私塾教育十分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如果这些东西，这些还没确定优劣的东西从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我们的后代回想起来会痛心。火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但却为西方所用。要真正地深入其中，是挑战，也是机遇，这是一件大事。人的观念要变革，要敢于批判世界，这样社会才会发展。
“可是你离开了上海,却来到了平江？”
“农村和城市差别很大。在城市，小孩读书之前基本上有四年的学前教育，农村没有。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不尽相同。他们的起点，环境不一样……但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却一样的，一样的教材，一样的试卷。国家教育机构揽的事情太多，又无及顾及，而作为教育一线工作者的老师，由于教育框架的束缚，无手无脚也就无所作为了。”
“据我所知，有一部分的人并不能完成义务教育,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是有很多人辍学。首先我要声明，不仅仅是因为‘穷’，我们不能再重复这个借口了，况且国家现在也实行了完全的义务教育。农村人他知道教育的重要，想学！当教育展现效果时,他便乐意‘投资’，看不到效果，便打击了他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以前读私塾，读两年出来能写字，做对子。可现在我们读到高中呢，回到村里还是什么都不懂。除了物质成本之外，他们还考虑机会成本，时间成本。虽然他们也许并没有听过这些词汇。
“你是说现在的教育效果没有私塾好？”
“有些人认为私塾落后，但我以为这是以后发展的方向。欧美有些教育系统就有他的影子，我们可以借助私塾的模式，传授新知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而现在的教育基于大众模式，进行简单的条块分割。比如说一年级就学两位数，二年级学三位数，我一直在探索，学校有他自己的优势，什么可以用，什么可以摒弃，两种模式竞争，双方的优势都可以得到展现。自古以来，我国沿用私塾模式，前人也有思考，他们的思想也许超过我们，他们为什么一直沿用私塾形式，必有其中道理。”
“那你觉得现在教育有哪些问题？”
‘一个创新的东西是开放的，但我们的教育是封闭的，封闭的管理，封闭的知识，进度统一。比如语文教学它是一门综合学科，是思维的工具，作用于各科，而并不是简单的组词造句。一个老师仅仅给学生答案，便冻结了学生的思维，学习本应该是快乐的，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在学习中挣扎、痛苦？不断的‘失败’导致学生的放弃。”
“为什么会这样？”
“垄断，唯一的垄断，大锅饭式的教育，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农村打开个教育缺口，几个教师能造什么反？这就需要许多的大学生，许多的先行者。在城市，知识贬值、学历贬值，城市人才扎堆，农村却人才匮乏。我鼓励大学生在农村开辟一片天地，搞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教育革命。”
“那你呢？也是这个目的吗？”
“起初缘于责任感，对几千年文化继承的责任，现在也是责任，但更多的是对教育的责任。”
“仅仅是责任吗？”
“不是，对于我来说，农村教育也是一个市场，我也是在创业。”
“你觉得你所倡导的私塾教育以后的路会怎样？”
“私塾教育能引起一种变化，教育承包生产的是大脑而非粮食，我现在也是在尝试，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私塾教育应该怎样对待学校教育抑或说学校教育后该怎样对待私塾教育？”
“竞争、互补、殊途同归，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促进人类进步。一个弱者，没有成功是个人的悲剧，但一个精英没有成功是社会的悲剧。我们在发展不同的面，不同的面的结合便形成了整体，最后便会逐渐走向整合。也许在将来，整个教育面貌会发生变化，教育因人而异，而且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那他的大规模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有成熟的模板和成功的效果，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愿意去做；第二，通过某种途径使领导层注意到这种情况或者变化，使政策更加开放；第三，有一定的师资保障，而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大学生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你怎样看待你自己现在的这些行为？”
“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喜欢另辟蹊径，走别人没有走的地方，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人的一生在不断的翻山，一座座山，有上山，也有下山，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些事情。我在为自己做事，也在为国家社会做事，学生是看得到的，群众是看得到的，但我不愿做蜡烛，我要做发动机。”
看看表，已是11点多了，张老师便让我先休息，并让他的儿子宇杰和我一起睡，说可以顺便同我交流一下。
我问小宇杰喜欢这儿吗？他说喜欢，但不喜欢这儿的学校。在父亲的教导和安排之下，小宇杰已经连跳了几级，8岁的他现在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过了一会，张老师也过来了，说想和我聊一下小学作文教育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其实也能看出来：他在不断地探索。
临睡前，小宇杰问了我一句话让我久不能寐：农村人为什么不喜欢农村呢？
第二天一早，伴随着窗外的鸡叫声，小宇杰早早地便起床了，洗漱完毕之后，便和父亲一起去厨房做早餐，一个八岁的小孩，自己做饭，吃完后又自觉地将碗收好，和在厨柜里，这一个个细节，无不显示出张志勇在教育方面的某些过人之处。
而这时，我见到了这个新私塾的另一位老师：徐林兮。早上七点多已有学生陆陆续续地来到私塾读书，不过多是一些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大一点的自己来，小一点的还要家人送，徐老师把他们带进教室，让他们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这时我也才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个私塾。最外面一间挺大，摆了几张大桌子，四周围着一圈，墙面上贴着一些教师自制的汉字表，单词表等等，还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的，一张世界的。在屋子的一角还摆着一台电视机，一台VCD，还有一台电子琴，这时还没有上课，有的孩子在看卡通书，有的在弹琴，有的在对着地图指指点点。当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看地图时，一个小不点居然考起了我，问我“火地岛在哪里？”我顿时一愣，看他也只有六岁左右，我反过来让他找一些地方，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而旁边围得孩子也越来越多。过了一会，徐老师宣布上课，说今天先上英语课，他打开电视，放了一张以卡通片形式记单词的CD。小不点们都看得津津有味，我拿出相机想拍他们，但被他们发现后就都围了上来，要看自己的照片。这时我不得不把相机收起来。还为打扰了他们的正常教学感到不安时，徐老师却说看谁读得好，谁读得好叔叔就给谁拍照，顿时书声朗朗。
往里面走还有两间教室，是大一点孩子上课的地方，每个桌上都配有一个小电视和键盘供学生使用，张老师在为几个学生上课。教学气氛很轻松，孩子们也听得很认真，并不时站起来向老师提问。
再往里走，便是我昨晚睡的地方，但我这时才发现，它其实还是一个图书馆。看起来大概有两三千册图书，百科全书、名人传记、儿童读物，应有尽有，不时的还会有小不点跑进来翻书看。
趁他们上课期间，我来到了这个村的小学——大湾村小学的校长办公室，我想听听这个村的最高“教育权威”对张志勇私塾地看法。
“他这样办私塾允许吗？”
“严格来说不允许，办幼儿班可以，但高年级不允许。”
“你觉得他们私塾有什么问题？”
“教育与课程不能挂钩，他主要教成语、文字，跟不上进度，而且两个人也不可能带六个年级。”
“他有可能成功吗？”
“ 不知道，模式还没有成型，谁也说不清有何结果。”
“现在的教育模式应该也有弊端。”
“有，考试制度必须改，要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再者就是没有成体系，小学应该以养成教育为主，养成良好的习惯、思想，在中学进行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还有就是老师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被限制得很死。”
“现在也不是在推行素质教育么？”
“素质教育太宽泛，空泛，具体操作中不能实施。”
而在采访这位周校长的几分钟里，我看见有几个学生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面，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偶然现象吧？
在家长当中，对张志勇及其私塾的评价较高。
“好！”
“对孩子关心。”
“不打骂孩子。”
“把孩子交给张老师我们放心。”
……
但也有部分村民对此也有异议。
本村一位姓湛的退休小学教师对此便颇有看法。虽然他的孙子湛琪也被儿子送往张志勇那读书。
“他那基本上都是些很小的孩子，许多大人在外面打工，他更像保姆；知识教得不全面，而语文的先集中识字的教学方法有可能造成学生作文等方面跟不上。”
等回到私塾的时候，孩子们已准备吃午饭，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已一个个打好水，洗完脸和手后便等着吃饭；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端饭端菜，而一个值日的小不点在给大家分筷子，分得一丝不苟。吃饭时，老师们一个个为小不点们夹菜，并不时利用身边的东西教他们；比如：“看看，老师给你夹了几条小鱼啊？”
“四条。”
“那你吃掉一条还有多少条呢？”
小不点乖乖地吃了一条，回答道：“还有三条。”
……
饭间和徐老师交谈了一会儿，得知徐老师是长沙人，在04年2月19日看到张志勇的相关报道后，对教育心理学等问题有一定研究且也有志于在农村发展的任林兮便给张老师打电话，说想要过去，但张老师没有同意，也不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因为他也没有方向，但最终徐老师还是来了。
“在我心里，农村学样肩负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孩子，更应该成为农村教育中心。”徐老师如是说。
而对于张老师，徐老师这样评价：他像一面旗帜，很多人可以沿着他的方向走。
中国文化为何维系千年而不坠，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在中华文化内部必然有一种很本质很精华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是什么？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制度……，或者是这些东西的集合。对于流传发展了五千年的“东西”，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也许在这些东西表面依附着一些腐朽的枝丫，甚至他躯干的一部分都已经朽掉了，但他肯定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要我们去学习，领会，并继承而发展之！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和文化，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和能力。朱老先生封馆了，古代私塾教育作为一种具象的教育模式消失了，但中国教育制度的精神内核不会消失。张志勇开创了一个先河，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失有志的话说：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他有帮助弱者改造社会之“志”，有远离闹市，深居农村之“勇”，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效果怎样，作为一种精神，令人钦佩值得“张”扬。
湖南大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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