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魏晋风度及其他
从本质上说，禅与文学艺术活动是相悖的。禅讲“静虚”，讲“色空”，讲“人中无我”、“法中无我”。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王蒙说这也不算彻底，如果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那才是真“禅”。苏辙也说：“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即所谓“不说破”。）即无一点尘埃气，便是禅的精神。但作为文学艺术恰恰相反，你必须要把他写出来、画出来、唱出来、表演出来，而且还要写得、画得、唱得、表演得好之又好，令读者、观众能够喜欢，能卖的出去，否则就无所谓“文学艺术”了。这与禅的“五蕴皆空”、“超脱”的根本宗旨是完全相悖的。
但是，讲“林下气息、魏晋风度”还是可以的。因为“魏晋风度”是一种入世受阻后的出世表现，实际上是极度的入世。他们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追求现世和即时的生活。所谓“放浪形骸，纵情山水”，那是不得意时的解脱或者通脱，与禅家之虚静境界、超脱精神不是一回事。王羲之的“东床坦腹”、谢安的“啸吟自若”、王子猷的“乘兴而来、兴尽而归”、陶潜的“东篱种菊”，固然都是“魏晋风度”的表现，而嵇康、阮藉、阮咸、刘伶、王戎、向秀、山涛们的抛弃名教、啸傲山林的“林下气息”更是魏晋风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阮藉不拘礼教。邻有美少妇，当垆沽酒。他便常来此买酒喝，一喝便醉，一醉便睡，且是卧在少妇旁边就睡。阮藉自己不避嫌，少妇之夫也不怀疑。还有人家有一女，才色双全，未嫁而死。阮藉只认识这个姑娘，并不认识姑娘的家人，他“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大都如此。
嵇康与山涛是好朋友。山涛时在朝内为官，有意推荐嵇康暂时代他，结果引得嵇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从而断绝了朋友间的来往；嵇康在一树下打铁，当时的贵公子钟会（大书法家钟繇之子）慕名来访，嵇康因为看不起钟会的为人，便不理会他，继续打铁。钟会讨了个没趣，呆了好大一会便要离去。这时嵇康忽然发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样，便得罪了钟会，招致了杀身之祸。临刑前，嵇康要了一张古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成了“历史的绝响”．．．．．．
魏晋名士、竹林七贤的作为表现虽有负面的社会效应，但终究引导了审美意识的高涨，成就了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自然率真，平淡天成”，看似是一种风格的追求，其实，深层的气息确在于作者的人生境界，写作时的心境，以及对创作的态度。我们观魏晋人的书法、读魏晋人的诗赋文章、看他们的传记故事，从中捕捉到的信息很多，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水石潺缓，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的清旷，以及“宽袍大袖、饮酒听琴、谈玄终日”的卓然高致。
“魏晋风度、林下气息”，是一种人生境界、心理精神。它是由特定历史、特定文化背景造就的特定的人生态度。它表面上出世，骨子里却是深度的入世。它不但与佛家的“禅”的宗旨相悖，而且也与现当代某些数典忘祖的“行为艺术”不能同日而语。魏晋名士和竹林七贤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的行为表面怪异，其实是一种自然。阮藉“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这些都是性情所至，无造作之嫌。而当代某些“行为艺术”，尤其是以“行为”代替写作的某些诗人，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事先设计好的“表演”，换句话说就是“作伪，”与魏晋名士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更遑论“禅”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可以学，而人生境界不可学。要以追求的行为实现无追求的境界，无异于东施效颦，结果大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