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远境界的一生
——追忆纳国昌先生
查 舜
尽管已经和文字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可我一直很少书写有关他人故去一类的文章。不是不了解这些人，也不是不会写，而大多是不敢写。他们要么是我的亲人，要么是我的好友，要么是我的同学，要么是我的老师，每当想起与之交往的那些情景，总觉得依然历历在目，又怎么可能到了另一个世界呢。一旦确定已经永别，痛惜之情便油然而生，也还经久不息。甚至，就连自己过去一直抱有的——人生虽然曲折坎坷，但从总体上说，该是多么美好的感觉，也增添了另一番意味——人生原来也是如此冷漠和残酷。
以至，在不算短的时间里，都会觉得很孤寂、很落寞、很惆怅。尽管地球依然像以前那样运转，日月星辰依然像从前那样起落，来来往往的人群依然像从前那样忙碌，可我还是觉得，一切都和以往大不一样了。生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人生，原来是这么一趟路。就连对所有事情，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而是多了些杂滋杂味和长远思索。甚至会觉得，就连我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至少，在思维方式和人生观方面，是起了一些变化的。
相比起来，我最不敢动笔写的，要算缅怀已故老师的文章了。怕的是，由于诸多或明或暗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致使自己的笔下表达得不够准确和到位。这样，反倒是最大的不恭了，也算是无法挽回的缺憾了。然而，当得到纳国昌老师归真的消息，震惊和痛惜之余，却有种想把许多心里话倾吐出来的强烈冲动。以至若不这样，自己便会处在日复一日的煎熬里。而我以为，最恰当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变成纳老师生前最热衷的一种形式——书面话语。也正是这种决定，让我的情绪很快镇定下来。
可不是吗，光阴快得让人都难以相信了，一切都像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但算起来，我和纳老师的交往，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是啊，是啊，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该有多少事情都像朵朵浪花那样，在心头竞相奔涌啊。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又无不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最先涌上我心头的，便是那个让我深感歉疚——因为我的一篇作文中的半句话，居然让纳老师受了不小委屈的细节。
那时，我还在灵武中学读初中，纳老师是包括我们班在内的一对平行班的语文老师。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在县城电影院看过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之后，便要求各年级学生，都要写一篇观后感式的作文。也就是说，尽管各年级的作文题目不尽一致，但所写内容都得是对该话剧的有感而发。作文题目出来后，同学们才发现，大多是围绕着剧作题目命名的——无不让人觉得，政治性太强，还容易空发议论。而唯有纳老师给两个平行班出的作文题目《中秋之夜》，却让人刮目相看——既关照了观看话剧的时间，又充满了诗情画意，还能把写作者的感觉带入高远境界。
看到这个题目，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谁说不是呢，立马觉得很有感觉、很有冲动，也很有想象空间和文学意味。而正是我的这篇作文，却让纳老师遭到了校领导在全学校师生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有的老师，因为思想和立场有问题，在全校师生看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剧之后，给他所任教的两个班的学生出的作文题目，竟然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中秋之夜》，致使有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写出了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带有不满情绪的作文——在描述该话剧即将开演的情景时，居然用的是“刺耳的铃声”这样的语言。
那年，我还不满十五岁，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这般沉重打击，险些让我立马精神崩溃。扑面而来的第一感觉是，这不是胡乱冤枉人吗？太不可思议了！是啊，那时那刻，我就坐在电铃附近的一个位置上，突如其来而又直刺耳底的电铃声，着实把我狠狠吓了一跳。尤其，还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现代文明。应该说，“刺耳的铃声”，是我当时最直接也最真实的感觉。当然，也正是这样的理直气壮，当把这种感觉写入作文时，竟然是那样的感觉良好。以至满以为是，再恰当不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学校领导啊，你们即使再想响应上边的号召，搞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事情，也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往一起死拉硬扯吧？即使退一万步讲，那半句话里真有什么不恰当，与出作文题目的纳老师和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更让我心情难以平静的是，我的作文中，曾铺排了那么多深受该话剧启发和教育的文字，全都没能引起学校领导的哪怕是一丁点儿重视，却偏偏抓住仅仅是五个字组成的半句话或短语，上纲上线地大做阶级斗争的文章。莫不是想拿我和老师当垫脚石，想达到他们的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吧？那些日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直到受过一位高人的指点后，才理出了其中的头绪：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纳老师和我都是该提防的对象。他本人有被人家认为的历史问题，我的家庭成分又是富裕中农。既然如此，又无力回天，我便觉得，特别特别有愧于老师。
是啊，是啊，如果不是我的那篇作文连累，纳老师又怎么能遭到那种大场面、大力度的数落呢。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可起到的杀伤作用，却比直接点名还要厉害过无数倍。的确，谁人不知，这叫欲擒故纵呢？那个作文题目是谁命名出来的呢，那不怀好意的五个字又是出自那头蒜的作文之中呢？那些天，神秘、好奇和猜忌，就像什么激素鼓动和怂恿在不少同学的身体里，直搞得他们一下子全都像是变成了侦察兵或特工人员似的。于是，我的作文本，仿佛成了他们相互传递的破译什么密电码的工具。被一直认为的幕后指使者的纳老师，自然也就成了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和嗤之以鼻的对象。
从那时起，我对纳老师的讲课内容以至生活起居，都特别留意。有好多次，我都从他那未遮严实的窗帘缝里，看到了老师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叩头礼拜；又有好多次，我都从他的宿舍的门缝里，听到他充满激情地在吟诵古典诗词。直到此时，我也才明白，老师为什么从来都不沾烟酒，也从不用霜膏之类的护肤用品，而且眉目神情里总会透出清爽洁净、沉着冷静和从容淡定。直到此时，我也才明白，每当谈到古典文学时，老师为什么总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情绪亢奋。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有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我这个被无神论教育培育起来的初中学生——追求宗教信仰和崇尚古典文学，怎能如此令人吃惊地统一在一位中学老师的身上？
的确，自从受过那件无中生有之事的奚落后，我能明显感觉出来，每当在众人面前，老师总要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课堂上，尽管我多次举手，他再也不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下课后，哪怕我迎面朝他走去，他也权当做没有发现，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然而，每当与我单独相处时，老师却又是那么谈笑风生，并且还时不时地提醒我该注意些什么。那天，他将我的作业本翻开，指着里面的一页问我：这是谁写的？这时，我才发现，是我们庄里的一位满拉用阿拉伯文给我写的一段上坟时诵念的经文。
如实告诉老师后，他板起脸来叮嘱我：这样的文字，往后不能再带到学校来，更不能留在作业本里，不然会惹来麻烦的。尽管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满口答应老师说：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做到。当我把那一页撕下来时，老师却又接过去，仔细打量过后，目光里满是对书写工夫的欣赏和佩服。事后想来，如果不是老师及时提醒，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岁月里，没准因为这件事，我和老师又会遇到什么新的责难。
文革开始后，纳老师和其他一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老师，成了学生中造反积极分子的整治对象，继而又成了在全县教育系统举办的教师集训会上的众矢之的，随后又一起被发配到黄河岸边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而我，则因为家里生活特别拮据，又缺乏劳动力，不得不在提前回乡劳动的同时，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后期的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我头顶草帽，手握长鞭，赶着老牛车，要去县城北门外十多里地的马场湖拉稻子，途经学校门口时，我遇到了纳老师。几年没见，他竟然消瘦到了仿佛都能被风吹倒的地步，简直让我都不敢相认了。
当得知我只是在每个劳动日仅仅有几毛钱收入的生产队里，成年累月充当什么苦活都得干的劳动力，一番叹息后，他便又安慰道：但从历史规律来看，这种情况定会有所改变的。当我谈起老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他就像以往吟诵古典诗词时候那样，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动作和风采，向我吟诵了他自己创作并铭记于心的一首诗词，其中一句至今我还记得分明：乌鸦的翅膀再黑，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辉！语气里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眉目神情里全都是自信、坚定和渴望。
就像纳老师所预言的，我的情况终于有了改变，一个偶然的当然也是积极争取到的机会，我当上了县粮食局粮油加工厂的一名合同工，不久又成为正式工。也一如纳老师诗文所预期的，时代的飓风终于吹散了有如群群乌鸦般的云朵，太阳的光芒终于洒向了人间世界。恢复公职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不久，我又进入了教育界，担任过多年中、小学老师以及校长职务后，又进入高等院校求学深造。从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像是什么缘分所致，我又被分配到纳老师所在的灵武回中任教。就连我们的宿舍，也紧挨在一起。
老师教几个班的历史，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在完成好历史课教学的前提下，老师依然每日清晨坚持吟诵古典诗词，也依然坚持每日数次礼拜。只是不像文革期间那样遮遮掩掩了，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前，我已在省内的主要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鉴于老师深厚的古典文学与历史学问功底以及对教门知识的多年追求与潜心研究，每当教学或写作当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我都会主动向他请教或与他讨论。我遵循的是学而不厌和不耻下问，老师则遵循的是诲人不倦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发表后，老师比自己的作品问世还高兴。没过多少天，就在《宁夏日报》发表了他的评论文章《喜读<月照梨花湾>》，给以鼓励和支持。后来，这部中篇小说得了宁夏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二届骏马奖，并拍成上下集电视剧，在二十多家省市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还成为我能够上中央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作家班被认可的唯一的初试作品，并与我本人的其他三部中篇小说一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国内外发行。这些都说明，老师是很有文学鉴赏水平和伯乐精神的。在还没有任何评论家发声之时，他便向大众喊出了自己的第一声。
按说，老师和我属隔辈人，可在交往中，不只有严肃和恳切，也有风趣和幽默。当分析出来，《月照梨花湾》是一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后，每当发现我顶风冒雪从远处的乡下老家骑车赶来上课，老师都会让我先到他的屋里烤火取暖，有时还以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和我开玩笑说：丁玉清，你来学校的时候，你媳妇纳素绢有没有让你吃锅巴泡油茶？我也将作品里的那位回族老师与他对号入座道：撒老师，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如果不是你老人家指点迷津，你的弟子丁玉清，又怎么能在恢复高考时，赶着小驴车从清水河及时赶回来，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每当在老师屋里烤火取暖时，我都会为他的过度节俭而深感震惊和疑惑。按说，与诸多的本校教师乃至全县的教师相比，纳老师的资格最老，工资也最高，满可以不把炉膛璇得那样寒酸——毫不夸张地说，最多也只有墨水瓶的腰部那么粗细。掀开炉盖，尽管也能见到火苗，可毕竟因为添入的煤块十分有限，散发出来的热量可想而知。以至，但凡到过他宿舍的教职员工，都觉得很难理解。是啊，再搞节约，也不能在隆冬季节这样委屈自己上年纪的身体吧，何况他又是南方人。
面对人们的议论，我解释说：纳老师的生活一直都过得挺节俭。为了让人们信服，我便又举出他的几个生活细节来。其一是，几十年来，很少见他穿过崭新的衣服和擦得铮亮的皮鞋，而大都是比较干净的旧衣服和旧布鞋；其二是，无论收到谁的来信，他都会把信封完好无损地翻过来，待到下次自己发信时再用，哪怕是发往北京和上海的信件，也毫不在意。为了说明，老师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便说：你们难道没发现吗，他的屋里该摆着多少刚买回来的新书啊！
关于老师节约煤炭的秘密，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是春暖花开季节的一个下午，骑车刚出学校大门，我就发现前面有位老人，倒推着一辆装满炭块的架子车，很吃力地行进在往南而去的公路上，有两个学生发现了，立马跑上去帮忙。到跟前，我才发现是纳老师，便跳下车子，走过去问他去干啥。他说：我想把自己屋里剩下的煤，散到自己经常礼拜的那个清真寺上去。还说：我已发现，供上寺人洗浴用的水房锅炉附近，已经没多少煤了。我立下车子，说：那我给你送去吧?他说：不用了，家里还有很多事等你哩，有这两个学生帮忙就可以了。
而有时候，老师对我的提携又是悄无声息的。记得，就在我还未接到去北京上写作专业本科大学通知书的前一个星期吧，地区教育部门和灵武县委组织部，联合起来在灵武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全县教职员工无记名投票推举教育局领导人的活动。会后的一天，组织部马玉清部长，找我当面谈话说：大家已把你推荐为了教育局回族副局长的候选人之一。两个候选人里，你的优势很大，因为你不仅教学成绩突出，也还担任过多年的中小学校长，而且任职期间，学校和你本人也还被评为学区、县上和银南地区的先进单位或个人。我代表组织，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说：我非常感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拿到了到北京去上学的通知书。我怕他不相信，便将刚刚收到并装在身上的通知书，递给部长。以惊讶的目光打量过后，他感叹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然后又看着我的眼睛，问道：那么，你的意思呢？我说：对不起了，部长，我的选择是，一定要到北京去上学。
后来，我才知道。纳老师不仅在推荐表上写了我的名字，也还写了一段很有分量的推荐理由。我知道，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某一个人说了就能算数的。但我也能想到，就纳老师的任教资历、学者身份和社会影响，在这件事情上，又该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得知我已婉拒了教育局副局长的这个机会，纳老师无不连连摇头叹息。然而，当得知去北京上这个大学的机会，该是多么来之不易，便又语重心长地和我开起了有关《月照梨花湾》的玩笑：啊，你丁玉清要到北京深造那么多年，那你家里的老父亲丁祥，能撑得下来吗？你的媳妇纳素娟和孩子荣儿、秀丫以及那么多农田又交给谁啊？你可不能忘了他们啊。我到北京后，纳老师又时常给我来信，一再叮嘱说：无论啥时候，都不要忘了你的那个家，不要忘了生你养你的梨花湾。
退休后，老师回云南昆明去了。相互通电话中，我才得知，他并没有闲下来，而是一直都在那边的经学院任教，还时不时地把他出版的作品给我寄过来。仔细阅读后，这才发现，老师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功夫，用来书写民族文化类的文章，和注释民族宗教感浓厚的历史文化典籍，该是多么如鱼得水。由他精研和译注过的明清中国穆斯林汉文，见解独到，造诣深厚，特别是对《天方三字经》的注释，更是体现了他扎实过硬的文言文功底。而这些，并非什么样的文化人都能驾驭的。阅历、学养、情感、投入，哪一方面都容不得丝毫含糊。
阅读《回族研究》《中国穆斯林》等一些刊物时，我又发现，老师也还常写些几千或上万字篇幅的民族宗教类作品，而且篇篇都无不是研究意味很浓、学术性很强的引导鼓励人们行好干善、为两世吉庆完善功课和为民族与国家争光争气之作。但有时，也创作近乎文学随笔类的作品，我给《朔方》杂志推荐过老师的一篇写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与深切感受的文章《紫禁城烟云漫记——回忆沈从文先生》，于2007年第9期发表后，老师特别高兴，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让我代他向编辑致谢。由于创作颇丰和影响越来越大，老师还被宁夏社科院主办的《回族研究》刊物，和马通、沙叶新等十几位回族名人一起，聘请为特邀顾问。
我最后一次见到纳老师，是在云南举办的一次全国回族学会上，我们一起上会，一起用餐，还一起领了个人作品奖。看得出来，老师的生活依然过得特别简朴，尽管是在有国家副总理级领导出席的隆重会议上，他依然穿着和在宁夏差不多的服装。看得出来，老师的心里依然那样安静和善良，由于我给他送了几袋宁夏中宁枸杞，他居然几次三番地找我说，如果有你急需看望的人，先把那几袋枸杞拿过来好了。我说，那是我送你的，你就是我急需看望的人。几经劝说，他才不再提出。看得出来，对自己信奉的教门，他依然那样虔诚，就连会后的休息时间里，也在自己的房间净身之后，于床铺上面向本教门起源之地的方向，虔心敬意地做着礼拜。
我深深知道，回回民族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又是多个教派共同支撑着一个教门在往前走。因而，民俗文化无不大同小异。可不是吗，无论何人想从事回族文学创作，都该慎之又慎。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切不可张冠李戴，东拉西扯。以往每当写本民族生活时，毫不夸张也毫不掩饰地说，既是为了对国家、政策、民族和自己负责，也是为了不留下遗憾与带来麻烦，但凡遇到胶着之处，我都会打长途向老师请教，老师也都会毫无保留地给我谈他自己的看法。每当写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长篇时，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里寄给老师，想听听他老人家读过的感受。老师不但把我的作品推荐给云南那边的文艺评论家看，也推荐给他的弟子看。如今，我的老师，那么富有多种学识积累和民族宗教感情以及俭朴品格和伯乐精神的纳国昌老先生，却离我而去了，无不让我的心里一片空落。
真的，并不是一味想往大处讲，而是事情果真如此——历史、时空、地域、民族、多元文化，还有时代，培育、历练和造就出纳老师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容易吗？细细想来，其中该有多少神秘莫测的撮合因素和拐弯抹角的成全机缘啊。如果再联想到，曾出过翻译《一千零一夜》民间文学巨著的著名阿拉伯语翻译家纳训等专家名人的云南纳氏家族的血脉和遗传，其中的奥秘和学问，或许是需要专家来认真对待的。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面对他老人家一去不复返的严峻现实。以往老师健在时，每当想到云南，就觉得很具体，很温馨，很声情并茂。如今，除过那次回族学会期间留下的一些具体而又美好的有限印象之外，似乎仅仅是一个巨大而又空泛的概念。为了不使自己的心情变糟糕，我总是愿意从头到尾回想我和老师交往过的一幕幕。每次过后，也都会给已经到了那个世界的老师道一个好都阿。
（正文7128字）
作者简介：查舜，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原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随笔集2部。作品8次获宁夏文学奖。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获全国第二届骏马奖，同名电视剧曾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长篇小说《青春绝版》获中国首届回族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终身性特殊津贴。有四部中篇小说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国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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