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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本人原创。

　　看了这篇文章，我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大四的学生，回想大学经过的几年岁月，我特别反感大学这种教育制度。大学这几年，我一边骂着这种教育体制的缺陷，又无能改变现状，只能在这种体制下融入大流。老师靠念PPT混工资，靠点名来留住学生，所有的教育都是以考试为目的，考试前刷刷题，考完后忘得一干二净，而老师评判一个学生的目光永远是成绩。你认为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能教出什么出色的学生？？？你可以认为我是个愤青，就知道瞎逼逼，又做不能改变什么。其实，我早就想逃离这种教育体制，有时候我常常想，当初奋力挤过高考独木桥后，我看到的竟然是这样的教育，让我大为失望。没错，大学教育有它的优点，我不否认，至少图书馆的书让你开阔了视野，但是你除了快期末的时候把课本上的那几个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以外还读过几本书？？？？大学确实有比较厉害的教授，但是这样资深的长者和学生的接触并不多，尤其是和本科生的接触，学生没有受到学术的影响。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教育方式永远是启发式的，尤其是理工科，老师的职责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并不是把结果告诉他。大学确实有讲的比较好的老师，比如我的射频老师；但是这样的老师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我毅然决定放弃优研资格，转生投入社。我们学的理论太多太多，从高数上的微积分，到解析几何，线性代数，大学物理，概率论等等，可是你生活中真的用到多少？？？你买菜的时候会算得过计算器吗？？？所以，老人说过“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下是原文：

习而学的工程教育

——纪念二伯茅以升

茅于轼

二伯茅以升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思路敏捷，见解新颖，我觉得和他谈天是一种最好的享受。说来很凑巧，从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们始终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国桥梁工程的先驱者，而我也是学工程的（不过是机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辈中，他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投机。“文革”以前，没有时间就一个题目连续地和我谈，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开始后，他靠了边，我和他谈话的机会多了。同时，我也年近四十，阅历多了，对他的思想更容易领会。

我们谈的题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个方面。他曾经想改造整个力学体系，废弃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实上现在大家认识到的力学现象本质上都是能的传递、储存、释放和形态的转变。他甚至拟订了一本“能学”教科书的章节提纲，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几年，这本教科书也许可以问世，那就可能引起整个物理学观念的革新。他还提出过科学和技术的新定义，沿着这个思路，科学和技术可以各自建立起学科体系，这对于工程教育、科普活动、科技研究都有时间上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许多主张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把颠倒了的工程教育顺序恢复过来，即他称之谓“习而学的工程教育”。为此，他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册子。

知识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越是基础性的规律，越是抽象，离开实践也越远，也更难以掌握。而学习的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是现在的大学工程教育却反其道而行。大学一年级先学微积分和物理学，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级反而越接近实际，抽象的概念越少。学习成了先难后易。一个有志于献身桥梁建设的青年人，进大学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桥无直接关系的数学、力学，他的专业兴趣不容易培养。有的人有极高的施工组织才能，但不善于抽象思维。这样的人才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相反，现在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多半长于逻辑推理和概念应用，却未见的有组织能力。如果让他们去指挥施工，很可能出现工序衔接、质量监督、人事配合等实际工作的混乱。人才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偏重理论而相对地忽视实践。这种教育顺序不但违背了先易后难的原则，而且造就了学生善于动脑而拙于动手。结果不能不对我国的工程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不难出现高超的设计，但难于使其变成现实。（等我想要好好学数学的时候已经在考研了。）

有鉴于此，二伯提出一个新的教育顺序，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扯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