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霸凌并非批评教育或者以暴制暴能够解决的
《母子》一文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点击图片可查看全文
霸凌和开过分的玩笑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霸凌，是孩子世界里的权力不平等，“强权”的一方长期欺负弱势的一方。打闹玩笑，两方孩子都是兴奋快乐的；霸凌，则欺人者盛气凌人，被欺负者痛苦心慌，乃至精神失常。
出现霸凌，大家的第一反应一般是找老师，对欺负人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学校会不会积极处理暂且不说，欺负人的熊孩子从此会畏惧消停了吗？会不会过了风头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报复老实孩子呢？答案恐怕不太乐观。总结心理学的研究，霸凌者往往自身也有问题，比如长期缺爱，又或者亲身目睹乃至经历家暴的孩子，都可能转而欺负同学。甚至，有些调查发现，有的孩子因为受到了老师家长的惩戒，转而把气撒向同学。因此，单单批评教育是没用的。
“上访”受阻，那么剩下“以暴制暴”这条路了。前些日子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广东某学校，女教师因为自己班上学生被外班同学扇耳光，怒为学生出头，扇了欺人者五耳光。网民们为“侠义”的女教师叫好时，当事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失联。一时的赏罚论断是有的，可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同时，就没有下一次欺负了吗？恐怕不是，以暴制暴不过是用更大的权威去压制，一些孩子恐怕反而更加迷信强权才是力量。而一旦给予了老师和学校强势体罚学生的戒尺，恐怕在谈校园霸凌的时候，老师的角色也更多是施暴者了。关于权威效应，第三部分会有详细的叙述，暂且不表。
舆论漩涡中的中关村二小是所名校，点击图片可查看其回应
也无法指望“旁观者”来制止霸凌者，他们也怕
另一种乐观的想法是，培养一种不利于霸凌的氛围——正义的旁观学生出现了，及时制止了施暴行为。想法虽好，却很不切实际。霸凌别人的熊孩子往往都是班级里的小霸王，谁敢惹？甚至旁观者被胁迫为加害者的可能性还特别大。
如《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学校门口采访到了两名家长，他们表示自己家孩子和《母子》一文的受害孩子同班。据他们的说法，欺负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并且不止一个孩子被欺负。
总之，在成人的世界里，因为害怕、从众、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遇到紧急事件时，尚且缺少正义的路人出头，孩子心智不全，更加弱小，当然不能要求太高。
中国的熊孩子欺凌要特别注意权威效应的作用，孩子的世界也有恃强凌弱
校园霸凌，有很多种形态，拳打脚踢、外号凌辱、排挤隔离……弱者所受的折磨和欺负是全身心的，甚至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创伤厉害得多。例如，《母子》一文中的受害小朋友就被诊断出急性应激障碍。而不管用哪种形态，都逃脱不了“强者”欺凌“弱者”。这就和权威效应分不开了。所谓权威效应，指的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大家服从于权威，甚至认为权威的作为是合理的，权威即准则。
对于强权的恐惧与畏惧扎根于人性之中，而一旦强权得势，甚至善恶的界限也模糊了，不光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甚至还觉得对于弱者的排挤和欺辱是理所应当，因为是他不对。这样的效应在东方熊孩子的欺负中非常常见。
霸凌不仅仅是欺负，还是“强权者”对“弱势者”的长期压迫与排挤，所以“霸凌”比“欺凌”更准确
先举个例子，再来谈理论。2006年，日本福冈，13岁初中生自杀身亡，因为受到了同学长期的凌辱和排挤。这又和其老师脱不开干系，因为老师根据成绩等因素，把学生做了“优等品”“次等品”这样的划分。而该学生还被称为“伪善者”。班上最权威的人都对学生做出了定性，这让孩子在班里抬不起头，没地位，受到群体性的霸凌。
台湾教育学者卢玲颖研究了大量校园霸凌的材料，发现日本的霸凌研究可资借鉴，也很有东方社会的代表性。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续地欺负、排斥（忽视或隔离）、嘲弄一位被大家定义的弱者。这样的欺负表面看起来不如肢体暴力有杀伤力，但其实负面影响惊人。这和日本要求服从于集体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而中国大陆的校园欺凌，当然也有可以借鉴日本研究的地方。许多家长喜欢并表扬“听话”的乖孩子。因此，孩子长大一些，也是容易让权威给吓到，从而不敢反抗，默默忍受欺负。拯救不了权力不平衡，就会一直弱势下去，一直被欺负。如果家长够细致，还能够从孩子的情绪中觉察出端倪，可更多粗心大意的家长，往往是做不到的。
根本的做法是培养孩子的换位思考和共情能力，退而求其次是严防死守校园死角，打造“透明校园”
《母子》一文反复提到共情，孩子被欺负，家长也是焦虑的，能够得到理解与同情，很重要。然而，学校一则声明，不仅没说清楚事实，还姿态太高，态度太硬，饱受诟病。
成人尚且如此需要共情，孩子就更是了。没有共情，也无法理解暴力对他人的影响，继续迷恋拳头和棍棒。美国有个实验，还拍成了纪录片。一名教师受到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刺激，在自己的班上设计了一门实验，想要探讨种族歧视，纪录片导演进行了全程跟拍。实验中，老师根据眼睛颜色的不同，而把学生分为蓝眼睛与褐眼睛两个阶级，并指定其中一个颜色是特权阶层，享受全方位的优待。很快，被权威者指定为特权者的孩子们变得颐指气使起来，老师说，“我见到的最棒、最合群、最体贴的孩子在十五分钟内变成一个令人难受的、恶毒的、歧视他人的三年级学生。”好在，只是个情境实验，而在第二天，双方会进行角色互换。既担当过施暴者，也体验过受害者，给予了学生们换位思考的空间，切身明白压迫之不义，而跟拍的录像显示，他们在长大后，对待种族议题，也有更宽广的视角。
纪录片《分裂的班级》
因此，打击校园霸凌，不是笼统的口号，而需要构建学生之间换位思考的角度和能力，设计相应的课程，如卢玲颖所言，“站在教育的立场，我们能做的，是透过环境的塑造协助不同的孩子思考及发声。这不只是单纯地告诉孩子，‘我们绝不容许霸凌、我们要站出来反对’，而是要进一步地和孩子讨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欺负别人？’‘到底什么是霸凌？’‘为什么我们难以说不？’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旁观？’。”
在《母子》一文中，最为让人胆战心惊的情节，莫过于已经知道孩子被欺凌了，然而，“班主任未征求孩子同意的情况下，让我的孩子频繁与霸凌的孩子互动非要让他们在一起玩，并且拍下看似‘和谐’的照片发在班级群里。”如此地“做样子”，在应付考核和粉饰太平上，可谓满分。然而，只会鼓励霸凌者，并二次伤害受害者。这些举动也许和现有的应付校园欺凌策略有关，今年教育部掀起了校园欺凌专项治理行动，“第二阶段为9月至12月，主要是开展专项督查。除了全国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也在此次治理的范围内。专项治理期间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予以通报、追责问责并督促整改。”初衷为好的条款，可能是老师和校方如此着急了结的原因。
培养换位思考，需要细致的课程设计
进行校园霸凌的深入换位思考，引导孩子们去分辨善与恶，甚至进行专门的课程，这个路径很清晰。但是以经验论，大张旗鼓地实施起来，很容易沦为应付考核的行动，没有实质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造“透明校园”，打破“权威效应”的封闭环境，让孩子们知道欺负人会被发现，被阻止和惩罚，是更现实的步骤。如：美国教育学者Trautman与Migliore提出的参考行动指南：
巡视校园死角，避免高年级生躲在隐蔽地方欺负弱小的孩童；教导学童避免受害，勿落单，有同伴。老师应经常在教学活动中安排全班讨论、情境演练、角色扮演、果断训练等；设置举报之保密信箱，提供书面举报通知或陈诉委曲的机会。（本部分参考《浅谈围墙内的暴力：校园霸凌》）
对于家长而言，则需要明白，如果自己想要一个听话的、不问为什么只知道服从的孩子，那么就是在加固权威效应对孩子的影响，在家孩子要畏惧你，在外孩子要屈从于霸凌他的“权威”，更容易被欺负，更不容易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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