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星|《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古代史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万志英教授对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这300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制度的基础、延续以及中断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研究

作者是海外汉学家。全书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有不少独到的视角与细节。比如说对古代史的分期，与我见过的任何一本书的分期都不同，唐朝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被拦腰分成两节归入前后两个时期，前半部分划入从北魏成熟期开始的中国再统一时期，后半部分到北宋灭亡属于第一次经济转型期。

书中涉及到大量历史书上不太提及的经济学问题，比如人民收入水平，粮食价格，实际的土地所有情况，国家主要收入等，此外仅仅是看历史事件也有不少新鲜的事实与视角。

作者是严肃的学者，书中涉及到他人的观点，都给出了信息来源，不同学者之间的不同看法，哪怕是跟作者的看法不同，也做了引用与说明。

引言中，作者说明两个重要观点点：

1：本研究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的和分期的观点；

2：本研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

书中译者纠正了一些作者在读音、人物关系等方面的小错误。

总体评价4星，非常好。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中是我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信息：

1：第一,本研究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的和分期的观点。第二,本研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8(前现代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史学家对市场过分关注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一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忽略了国家的作用。P6

2：在我看来,“世袭家长制国家”是对周朝的最佳定位。P11

3：周王的政治权力之所以无法延伸到诸侯,不单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在减弱,也是因为其经济基础在逐步衰减。对王室官员赐予土地和人口使得王室的收入减少。到公元前10世纪晚期,周王已经不再向有功之臣授予整片的领土,而是把分散的小块农田和其上的耕作者送给他们。P16

4：李悝还提倡对粮食价格进行非间接控制,即当粮食丰收价格下跌时,政府应当收购粮食以增进农民收入,而当粮食价格高企时,政府则应当卖出储备,保护城市中的消费者。这种以国家干预来平衡粮食价格震荡的做法,后来成为中华帝国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特征。P48

5：举例而言,考虑到大量出土的秦朝法律及行政法规和《周礼》的密切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周礼》这部已然成为儒家经典的作品,实际上反映的是秦帝国的政府组织原则和形式。P76

6：人口登记是专制国家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专制国家人口登记的基本精神,可以用“编户齐民”四个字来概括。正是利用民事登记这种至关重要的机制,国家消灭了贵族的特殊地位与特权,将全部自由人口划为了具有平等地位的君王之臣民。P76

7：正因如此,武帝统治下的汉朝可以被归为重商主义财政国家。不过,这种重商主义与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截然不同。在欧洲,各国动用国家权力支持和保护国内商人阶级的特权,然而在中国,重商主义者却排挤私人商业,他们招揽商人进入政府管理国营机构,企图以此方式将私人商业取而代之。P99

8：公元30年,东汉(25-220年)第一位皇帝刘秀宣布取消兵役,而这成为了秦汉帝国秩序走向瓦解的一个关键标志。为国家服役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但如今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了崛起豪强地主的附庸。P115

9：曹操将大片被废弃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平民耕种,而这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变成了割据军阀的佃户。这种“屯田”为曹操巩固对北方的统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支持。不过,在魏建立之后,曹操的继承者循例将屯田以及相关的农业人口分封文武官员,这实际上是将这些资源私有化了。P135

10：很多江南地区都是低洼的沼泽,然而却是水稻的理想生长地。跟随晋朝南迁至此的贵族,旋即就将大片的荒野据为己有。传统上被视为公共资源的未开垦土地,如今却被地主圈为私有,不免引得怨声载道。P138

11：然而,隋唐帝国在鼎盛时期的国力与财力,深深影响了中国的邻国。日本、朝鲜半岛诸国,甚至连吐蕃都曾短暂地模仿隋唐帝国的体制,并且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中国的书写语言、政治制度和法律、儒家思想以及佛教等。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东亚逐渐演变为一个拥有共同文明的独立国家共同体,并且一直延续至今。P151

12：唐朝的财政严重依赖实物直接税,在如何对工商业征税方面一直毫无建树。因为无力发行足够数量的铜币,政府不得不构建一个庞大而成本高昂的交通网络,用于征收和运输粮食、布匹等实物收入。结果到了8世纪中期,安禄山叛乱给予了北魏的制度遗产毁灭性的打击,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构建一个全新的财政治理范式。P151

13：均田制是北魏为遏制私客,恢复对民众掌控所采取的广泛举措之一。在完善均田制政策的过程中,北魏对民众做出了严格的法律区隔,其中,一部分被称作“良人”(字面意思是好人),另一部分则被称作“贱人”,而贱人主要限定为奴婢和罪犯(以及被迫为国家效力的罪犯家属)。P154

14：尽管大部分粮食收入(租)都被地方长官截留用于行政开支,但唐朝并没有为地方设立常规预算。很多来自地方的收入都直接转移到了43个负责部队后勤的区域军事总部(都督府)。此类收入转移或许是财政体系最为繁重的负担。每年有800万人需要服劳役,其中大约一半是为了协助粮食、布匹等实物税收的运输。P165

15：750-1250年的这一段时间,被后来的学者公认为“唐宋变革时期”,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经济取代了中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心。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农业生产力、技术、工业增长、交通、金融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一系列转变。P183

16：伴随均田制的终结,土地私有制成为整个中国的常态。即使是宋朝重新统一中国,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也未被动摇。宋朝政府通常会出售自己所持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常是因为无人继承而被收归国有),到了1082年,国有土地仅占全部登记土地的1.4%。P189

17：但近年来学界普遍反对将唐朝的庄园和【欧洲中世纪】庄园农奴制混为一谈，相反，他们认为，在唐朝的不同地区乃至同一区域间，无论是土地所有权性质还是土地的使用权关系，都存在巨大差异。唐朝的庄园通常并非连续的大片田地，而是由分散各处的小块田地组成。在多数情况下，庄园都是由佃农或者雇工负责经营，P189

18：【五代十国时】中国南方的多政权体系催生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地方模式,而这种区域政权的架构也在宋朝的行政体系中得以保留,并且构成了后来明清时代的省级单位形态。P195

19：此外,盐引除了兑换盐之外,还可以兑换钱币,因此变成了一种可流通的汇票。盐引作为金融工具使用,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吸引力,也在开封催生出一个专门从事盐引交易的二级市场。到12世纪初,实际上整个盐业贸易都落入了获得专营许可的私商手中。政府从盐业专营中获得的收入大增,军事采购体系也因此更为稳固。P199

20：此时的宋朝,劳役快速货币化,大量货币被投放到经济之中,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举措,就是推出影响深远的财政政策改革,以释放生产力,使之适应这种经济新形势。新法顺应了财政体系货币化的潮流,又与安史之乱后国家对经济干预不断增强的趋势相一致。但在此之外,恢复汉武帝时期财政重商主义原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所在。P202

21：招募财政与管理专家,给予不受监管约束的长任期,允许其大胆实验,王安石的这种“官僚式创业”,最集中表现在他对私人商业及金融的直接干预举措上。P203

22：与金朝的新战争以及1205-1208年间的四川内战使得中央政府彻底破产,而为了维系政权,后者不得不采取自寻死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1234年蒙古灭金,南宋的边疆局势再度紧张。1257年,蒙古入侵南宋的大幕正式拉开,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再次尝试激进改革,然而没收长江三角洲地主土地这样注定失败的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P220

23：贾似道的行为尽管在财政上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挽救王朝的政治命运。1275年,在蒙古人攻破杭州前夜,贾似道被罢免,没收的土地也被返还至原主手中。公田法让贾似道成为儒家历史学者永恒的嘲讽对象,不过总的说来,在法律及社会实践中突出私人产权保护的帝国晚期,贾似道不同寻常的举动确实值得注意。P237

24：1263年,忽必烈政府允许以纸币缴纳包银税。除了用于南方部分地区的小型贸易,铜钱基本上不再流通。阿合马当政时期大幅增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贬值和巨大的赤字。桑哥上台后,通过减少流通纸币数量、限制货币增发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金融稳定。P241

25：洪武帝决心根除蒙古习俗的有害影响,恢复儒家经典所提倡的农业社会制度与价值主张。这样做不仅否定了蒙古的遗产,也同样否定了唐宋变革期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明朝初年,中国的经济生产与生活进入了一段明显的断裂时期,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尤甚。P242

26：明朝早期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高层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底层的村官则承担了众多民间治理职能。朱元璋的政权又回到了早期帝国的军事重农主义状态,即便从制度上说并非严谨准确,但从精神上说的确完全如此。P243

27：供需失衡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在1617年得到了最终的解决:政府将盐的特许经营权独家且永久授予了扬州商人财团。后来,扬州的盐商成了整个帝国最为富有的群体,然而国家却只从中获得了微薄之利。在1578年(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拥有这一年的完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盐业收入仅有土地税收入的十分之一。P245

28：货币经济的扩张,农村产业的发展,市场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束缚的消失,私人部门克服国家管制后的崛起,共同使得中国在大约1550年前后出现了某些学者所称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唐宋变革)。P258

29：宋元明时期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之一,就是宗族共财体的创建。最初的宗族共财体并非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而是礼仪制度和群体团结。每支父系(家)仍然是单独的经济财政单位。礼仪制度和法律变迁强化了父系继承和宗族间的联系,新儒学的亲属规范也借此制度化。P261

30：宗族或个人群体对林地共同持股的私人信托也在15世纪出现。地主和佃农都通过购买或种植不同位置的地块来降低风险。佃户通常会从多个地主手中租赁土地,对租约有着相当大的主导权。到16世纪时,佃户经常将种植权股份化并出售或者转租给他人。261

31：然而,商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巩固明朝的统治。尽管明朝以白银取代了众多实物税,但税率却仍然是明朝建立之初规定的水平。明朝政府没能从商业和农业的扩张中获得增收,因此陷入了长期资金不足的窘境。P266

32：然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看,国际贸易中断导致白银稀缺,继而引发中国经济萧条的假设都站不住脚。直到1642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白银进口仍十分活跃。粮食价格在1630年代飙升,但土地价格、丝棉纺织品的价格以及出口都保持着稳定。P268

33：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为其严谨立论的观点提供了大量新证据,证实直到1800年之后,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同亚洲之间才产生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上的“大分流”。P303

34：与18世纪的欧洲相比,当时的中国经济是非常自由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商品市场皆存在竞争。清朝政府积极鼓励私人商业扩张:实际上,除了盐和铜之外,其他所有商品市场都由自由贸易所主导。政府对国内贸易征税极轻,对外国进口商品也免收关税。城市行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农村产业则完全独立于行会的规制。P303

35：尽管人口增长带给环境和生产资源的压力越来越严峻,但证据显示中国并未到达马尔萨斯人口危机的临界点。的确,死亡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会周期性出现。1813一1814年,严重的干旱导致河北粮价翻番,在政府无力实施救济的情况下,这场危机最终引发了大量人口死亡。在1820年代,河北又出现了数次严重的粮荒。P315

36：在1790年代,白莲教乱加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海外贸易收缩,令白银和铜钱的供给出现急速下跌,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物价也在18世纪的长期稳定增长之后出现了突然下滑。P320

37：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对鸦片的进口大增,但中国茶叶出口的增长却更让人出乎意外,而与此同时,英国的制造品却无法打开中国市场。不满的英国商人怂恿他们的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从清朝政府手中强取了更多的商业优惠权,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