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先要会疑。」 — —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 — —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 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 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 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 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皇五帝 ，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 书是何时人著的？ 著者何以知道？ 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 有什麼科学根据？ 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 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 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 对於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 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做学问。 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 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进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鍊出来的。 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 ，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 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 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 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设在对於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 一切学问家，不但对於流俗传说，就是对於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 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 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 如果后来的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就停滞了，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