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起源于老陆在北大的演讲“我给母校丢了人,抹了黑”,批评声很多。
他自己压力很大,采访前一晚,给我们短信说“那话是媒体误读”,第二天采访时,他应对的词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我认为各个行业都是一样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只有真诚的劳动付出,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去做,得到真正的回报,我觉得是,都是为了中国发展做贡献。”,甚至对“抹黑”这两个字表现得有些愤愤不平“劳动者都是平等的,有什么抹黑不抹黑?”
《看见》不是一个表态节目,也不是辩论,非要逼着谁供认你其实说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否认。
我问“那句话是您的原话吗?”他说说过“但被断章取义了”
“就是说,你觉得感受是真实的,但不完整?”
他说对。
那就从头,往完整里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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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这一句话,会觉得陆是一个软弱的失败者,无奈的小人物,自处卑微的人。但准备采访时,看他自己的书《屠夫看世界》,对各种争议指名道姓,针锋相对,认为那些夸奖端盘子工作的人空喊口号,对媒体报道不满意就点出记者的名字,对北大也毫不客气,认为说卖猪肉与政治家平等的话“只是自嘲”。“那是没办法了”“是官油子的话”“你北大为什么不直接开个猪肉专业,屠宰系?”。
很多激愤之语。
采访时问他,他说自己个性“狂妄”,还强调了一句“直到现在也是”
他从十几岁时就认定将来要成为一个“家”,不是一个“匠”-----匠,在他看来只是“干活”的,不能“创造”。
人的感受来自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对应,陆从小就对自己有高预期,他中学时总成绩比第二名高出一百多分,中学毕业时坐在桌上,“宣布各科水平都超过老师”。第一年考上师大撕了通知书再考,就为了一定要上北大,考上了骑自行车告诉每个认识的人我“成功”了,被村里人称为文曲星下凡“将来天子脚下,要在国务院工作的”。
他对“卖猪肉”这个身份的挫败感,十几年里靠喝闷酒化解的绝望,也来自这种预期的落差。比起陈生这样本来只报了中专“蒙上北大”的,北大带给陆的狂喜和失败都要深得多。
他所指的“抹黑丢脸”,说是对“母校”的,不如说是对自己以往人生预期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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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不很理解,他1989年毕业,分配困难,但二次分配也被分去省城任教,这么自视“狂妄”的人,为什么宁可放弃在省城工作,也要回到没有编制的小县城计委?
他说得很坦率,那时候教师没地位,有话说叫“傻得象博士,穷得象教授”,不想干。回地方宁为鸡头,不为马尾,计委“名字唬人”,“也许有发财的机会”,陈生毕业后的愿望也是进入体制说:“摸清楚什么赚钱,哪里有漏洞”,说到这儿立刻狡黠一笑:“不是叫漏洞,哪里有机会什么的。”
如果只摘引这一句,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引起道德批判。
但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能上大学,顶尖学府往往被认为是通往世俗成功之路,而不单纯是学术研究之地。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社会分化严重不足,“投机倒把”还是一项罪名,有自我实现愿望的人的上升通道很少,往往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全面控制下寻找漏洞。
戏剧性的是,他俩都认为自己没在官场上走下去一部分是因为北大。在计委的时候,给当地报纸写写宣传稿,是陆唯一能用上北大文字训练的时候,但发表一篇文章得奖后,宣传部领导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他之前,他把证书撕了个粉碎,再不写了。他说自己受“读过几本书”之累----“我不能接受说假话,迂腐,太较真,但我一直是这样的,我现在还保持这样,不说假话,在别人的阴影底下活着太累了,我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说,“你说这个话还是有那种被人叫做北大才子的劲儿”
他的笑里稍有羞涩,也带点傲娇:“现在都不敢当了。”
陈生算是灵活的人,但写了一篇赞美市场经济的文章被领导批评后,也生离职之念,说:“一个人十七八岁时,在北大里呆了四年,这四年对人的影响是太大了,在北大读到的那些当时的禁书,让我们成为叛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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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播后,网站起了个“草民不要读文科”的标题,话是老陆原话,但孤零零一句话,没打开看全文的又是一轮争议。批评的人不少,说“学术圈规则比其他圈好多了,别夸大文科生困难,说学术秩序不好,别误导下一代”。实际上,陆根本没沾着过“学术”这两个字的边,一个县城里,哪有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学生用武之地?
县计委倒是下属不少企业,都是上世纪50年代,“土法上马,大办工业”,上的都是没规模,没竞争的小企业,陆跟着局长跑过化工,做涂料,装潢……小地方只能跟单位做生意,不是拖欠,就是受骗,碰到弱肉强食,欺行霸市的行当,他说自己一个文弱书生,没法和一些地痞流氓较一日之短长。到最后厂子负债累累,离了婚,打了四年麻将。
我原以为当赌徒是一个沉沦,但他说起这段生活倒有点快活之意,小四方桌,是他唯一能自我支配的范围,输赢靠己,也有点成就感“毕竟我是北大的,脑子够用”,“麻将的规则是公平的,人生的规则不公平”。
再成家,媳妇让他摆摊卖肉,因为只有这个行当,不用靠关系,不怕打白条,他的“迂”还能变成“诚信”多卖几口猪。但他的处境比在广东的陈生逼仄得多,陈在省办公厅当秘书,晚上去摆地摊卖衣服“几百万人,谁认识你?”陆在县城摆个肉摊,立刻有乡亲看见回去告诉他爸,他爸找上门来哭“早知道卖肉,不上大学照样能卖,你上大学有什么用?”,他后来连家都不回,跟街坊说自己是文盲。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终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老陆觉得自己是被命运踉踉跄跄推到了血水满地,苍蝇乱飞的肉档里。
陈生也卖猪肉,他说他俩的差别不在于一个挣到了十几亿,另一个只有一个档口,在于“做这个选择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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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陆这事如果按照励志故事拍,脉络本来应该是,报道后,成了名,猪肉开成了连锁,有了风投,上了市,成了全国第一,回北大演讲,鼓励学弟弟妹。
老陆自己也存过这个心,也试过,说到结果“嗤”地轻笑一下。他现在不卖肉了,当年被报道后成了名,领导重视了,让地方档案馆找他,他去了,这次有编制。
一个猪肉档,一年能挣20多万,十年下来怎么也是百万富翁了,一个公务员工资没法比,我问他为什么还要进体制,他说“我们对这事比较看重的,后来尽管没得到,所以觉得比较珍惜。后来又得到了,我不看重的时候得到了,但作为社会对我的一个承认,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珍惜它”。
他在书里自嘲,说也知道自己这个岁数再来走仕途没什么希望,“不可能当上个科长,处长了,只能在家里当当大家长,过过官瘾”。
我问:“有人对你有一个评价,说你身上有传统知识分子宝贵的那部分东西,包括有骨气,正直,对一件事情绝对认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特别传统的,有一定的农民意识,登堂入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他说:“对,这是评价是非常客观,因为农民出身,本身就是农民习气,家乡都是农民,再一个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说明传统影响是,也是比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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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前的预见,可能采访也就到这儿了,但它自己没停,往下运行。
‘别人难免也会有猜测说,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说,就是当一个国家干部,会觉得更体面一些?”
老陆说:“像我这年龄体面不体面的无所谓了。这是有时候是保证。”
“保证是什么?”
“老有所养啊。”
“百万富翁不比这个更有所养吗?”
“我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应该从事文化事业。”他指的是在档案馆的工作,写县志,“对,我一直没变,是觉得我是搞文化的。骨子就是说在某一个方面,懂的比一般人要多,能够懂得他研究的方法,然后深入地钻研下去。”
他谈起这份工作时,脸上恐怕跟他十几岁时的表情很象“你们播出我也不怕,我是我们馆里干的最好的,他们离了我不行,你可以播,我负责的经济部分研究得的是最好的”,表情是一个人在做他擅长的事情时的快意自得。
是这个快意,让我感受到之前没预见到的一层,从小他的擅长是研究问题,现在他坐在办公室,对着几本书,一瓶酒,研究点古往今来的事儿,“研究得比你们都好”,这是他的天性,也是乐趣。不能以别的标准衡量。
陈生刚看到卖肉新闻的时候也瞧不上他“一个北大的自己还卖肉,都不知道剥削剥削别人”,觉得老陆性格保守,但是现在觉得“他这样挺好,钱不少,风吹不着日晒不着,没什么人管,还逍遥,比你们总监舒服。”
老陆在旁边沙发上撮口烟,又对着瓶子喝口啤酒,嘿嘿一乐:“有时候最成功的人生就是不成功的,他比我累多了,你问他,他敢关手机么?”
“也许过两年,我也退休,我俩会回到同一个状态里去”陈生说,“我现在不再是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学生眼光,而是以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讲享受的人,一个讲幸福感的人,对他的一种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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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个翻山越岭的过程,采访完看场记,会觉得好悬,常常翻了个小山头,就有停下来插个红旗说我到达了的冲动,其实还早着呢。
这个“插红旗”的冲动,往往来自某种价值观或者判断体系,觉得这么看来一个人是“应该”如何,幸好老陆真实无所遮瞒,只要你脚力还够,就带着你再往前走一段,脚底的滋味,你自己判断。采访完,用一句话真能概括一个人?真谈“完整”了吗?恐怕也没有。
节目的滋味也在远处青山无数。
老陆说他在北大讲演,不是给人上课,是给人说说自己的经验教训,这样才对得起年青人。他以真实待人,我们也应诚实以待,承认当年影响老陆他们的环境和标签,至今也都还存在,人人也在其中挣扎。感谢他们坦诚说出这二十年来的事,真切的感受才能引人共鸣“一个人成不成功,是看他是被迫还是主动地做出人生选择,是看他在被社会评价支配,还是在做自己天性最喜爱,最适合的事?”
前路还长。